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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终结错案“递罪逻辑”,亟需多方反省

 一个谎,往往要用一百个谎来圆。这个道理在生杀予夺的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可直接置换成“为保一桩错案,要制造多少错误”的追问。

  一个谎,往往要用一百个谎来圆。这个道理在生杀予夺的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可直接置换成“为保一桩错案,要制造多少错误”的追问。最新一期《南方周末》以此视角切入福清纪委爆炸案,还原案件在侦办、起诉、审理过程中的种种乖谬细节,以及其所呈现出的“递罪逻辑”。错误一旦开始,为何就停不下来?这是需要与国家赔偿、冤案纠错问责同步进行的必要反省。

  2013年5月3日,福建高院正式还给涉嫌制造福清纪委爆炸案的五位上诉人一个迟到的清白。历时12年的这桩案件得以纠正,借由媒体所梳理的案件流程可资回望:在一起冤假错案的每一个环节中的专业与良知,挫折与困顿。对此前最高法院副院长沈德咏专文探讨“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人民法院报》2013年5月6日)中的字斟句酌,或有更直观的理解。

  一起“从司法文书就能看出严重问题的错案”,却在外界的持续疑问中一路办下来,耐人寻味。即便是参与案件的侦控审几方,在办理过程中对案件错误不可谓无察觉,甚至不乏基于专业判断而对存在问题的抵抗。据报道,承担本案公诉职责的福清市检察院曾有不同意见,案件交付法院审理期间,曾出现“被告人集体喊冤,律师一致无罪辩护”。但却遇到福清市主管领导(后因贪腐问题落马)的批示压力。制度性的错案发现与纠正机会,往往因为不应有的过问而丧失。

  错案防范与将错就错之间的拉锯,在什么样的司法环境中才会呈现出异常激烈的态势?福清纪委爆炸案中,当预想的司法流程遭遇阻力(实际上是制度化防范错案出现的设计在发生作用),除了家属、辩护律师被侦查机关传唤,“在法院再开庭前,制造震撼力,让律师难堪”,还出现了“先拘专家,再关警察”的局面,甚至连审理本案的法官都被传唤。当案件成为事件,维稳程序旋即被激活,纯粹刑事案件愈发不可收拾,家属被拘、律所解散,引发案外案。冤案是如何酿成的,具体到某个环节、某个人,或百转千回、一言难尽,但事后回望却是错漏明显、一目了然。

  再看最高法院副院长沈德咏的文章表述,一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存在合理怀疑、内心不确信的案件,在放与不放、判与不判、轻判与重判的问题上,法院“往往面临巨大的压力”。这“巨大的压力”其来有自,往往就是相关人等(法院内外,层层加码)的批示、招呼、电话等干预。而同时陷于此种困境难以自拔的,又何止法院?而当案件出了问题,当真凶再现、死者归来,到了需要启动问责与纠错程序的时候,被问责者却可能仅是具体的办案人员。

  依据现有公检法各家的错案责任追究条例,不同阶段,依职责区别而纠错与问责要求不尽相同。错拘、错捕、错诉、错判,分阶段追责并无大的问题。从目前正在进行的多起错案调查、问责不难看到,虽因时间久远,寻找具体的办案责任人及证据固定存在困难,但依然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最大的困境倒在于,办案时往往无法职责明晰地“独立行使”相关职权,在追责时却可能已时过境迁。相较法院内部备受瞩目的审委会程序白纸黑字的记录依凭,彼时大案要案中更多难以言表的复杂与压力,而今证据却难以固定,批示、电话变得无从查证。如何问责,又问谁的责?

  权力与责任相统一,保障法官心无旁骛、不受干扰地断案,同时尊重和确保侦查、公诉阶段各司其职、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其重要性与难度长期相依而生,越难就越要迎难而上,戮力突破。这是司法体系面临的,比对个案纠错追责、给付国家赔偿更严峻的考验。错案追责中遭遇的困境,需要倒推到冤案制造逻辑中寻找原因,而杜绝与防范冤假错案出现所必须要面对的,还是法定职责如何依法履行、不受干扰的命题。

  • 责任编辑: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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