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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改革为何阻力大

没有见过那个执政者说“经济发展不是我的任务,我只是要全力以赴地维护法律和市场秩序,让人们享有私产、自由缔约、自负盈亏,并追求他们以为然的幸福”的。同理,当人民币汇率受到抑制,未能充分升值的时候,出口型企业得到了汇率的补贴,从而赚取了额外的利润。

  没有见过那个执政者说“经济发展不是我的任务,我只是要全力以赴地维护法律和市场秩序,让人们享有私产、自由缔约、自负盈亏,并追求他们以为然的幸福”的。

  老生常谈,人们总说“改革阻力大”,没听见说“改革很顺利”或“改革已完成”的。改革究竟为何难?让我提供三个解释。一,“改革”是好词,迎合了人们对现状总不满的情绪,所以再过两百年,恐怕人们也还在津津乐道地谈论改革。二,政府一旦颁布了某项管制,这项管制就具有积重难返的天然趋势。三,现代政府具有迎合民意的天性,这会使市场化改革变得更加可望而不可及。

  首先,人心无餍足。今天在网上充斥的抱怨,是轿车限购、房价高涨、升职困难、信息不畅、社会不公等等,而过去人们的愿望,则仅仅是领点交通费、分得一个暂时使用集体宿舍、根据政策把户口从乡下调回城市、免于被人构陷为坏人而遭受牢狱之灾等。抱怨的内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来是好现象。

  问题是,糊涂的人不少。他们以为要解决今天的问题,得回到过去的体制。他们说他们很赞成搞市场经济,但“事关民生”的商品除外。什么才是“事关民生”的商品呢?原来地铁、出租、食品安全、教育、医疗和住房,都无一例外。殊不知,恰恰是取消了粮票,我们吃饱了;取消了布票,我们才穿得色彩斑斓;取消了福利分房,居住条件才得到彻底的改善。以我的观察,大部分人——包括我的许多学生——都不明白这个这个道理。我认为这是改革遇到阻力原因之一:老百姓其实每天都在呼唤政府的经济管制。

  其次,任何出于扶持某个群体或产业的管制政策,一旦实施,就会盘根错节,挥之不去。创立“寻租(rent seeking)”概念、以研究官僚体制闻名的塔洛克(Gordon Tullock),在1975年发表论文“暂时性收入陷阱(The Transitional Gains Trap)”,清楚地解释了这一规律。

  以纽约出租车特许经营权为例,当车牌数量限制刚刚启动时,由于供给不足,而城市在发展,乘客的需求在上升,所以出租车可以获得超额的利润,车牌持有人自然发了一笔横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车牌的超额收益被人们纳入考虑之后,车牌本身的价值就会逐步上升,原有的车牌主人逐渐获利离场,而再通过转让购买来取得车牌的投资者,就不能再获得超额利润,而只能享受一般的市场平均回报率。这个时候,若政府打算重新放开出租车专营的准入,现有的车牌持有人就将会蒙受沉重的打击,而他们也会因此奋力抵抗取消管制的改革。

  再以俗称“蓝法(blue laws)的“星期天禁止商店营业的法律”为例。这种法律在欧美都曾经流行,起源多与宗教有关。有趣的是,蓝法一旦实施,商人就会反对废除。塔洛克解释:蓝法开始实施时,商店每周都减少一天营业,节省了七分之一的营业成本;由于消费者则被迫增加在其他时间的购物量,所以商店的总收入不变,结果是每家商店都赚取了额外的利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商人会来开店,瓜分这部分额外利润,直到各商店只能赚取市场平均回报率为止。假如政府要在这个时候宣布废除蓝法,那就意味着一部分商店必须倒闭。因此,蓝法的废除,也曾经遭到了商人的抵制。

  再看北京的地铁票价。当奥运会来临,北京市政府宣布让地铁票价减为全程两元的时候,所有乘客都赚取了额外的收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地铁周边的房屋涨价了,因为它们提供的服务不仅包括了居住,还搭配了一套廉价地铁网络;周边的铺租也涨价了,因为商铺带来的不仅是空间,而且也包括了新增的客流。结果,越来越多人涌入地铁沿线,瓜分由于地铁票价下跌而产生的意外收入。这时,乘客尽管能够享受低价的地铁服务,但房租上升,他享受的超额利润逐渐消失。如果政府要把地铁票价复原,貌似占了便宜的乘客就会极力反对。

  同理,当人民币汇率受到抑制,未能充分升值的时候,出口型企业得到了汇率的补贴,从而赚取了额外的利润。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企业转为出口导向,纷纷参与瓜分人民币低汇率带来的红利后,这部分红利就会逐渐消失,这些出口型企业就只能赚取一般的市场回报。这个时候,如果要改革汇率制度,让人民币汇率对外币自由浮动,就势必让部分出口型企业关停并转,所以它们会奋力反对改革。

  推而广之,种种政府管制,公务员福利体系、行业扶持政策、官员审批制度等,也一概遵循相似的发展规律,产生其实并未获得超额利润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对市场化改革的真实的、可以理解的、甚至值得同情的阻力。面对这种困境,我们只有一条脆弱的忠告:既然管制一旦形成就很难根除,最好就是一开始就不搞管制。

  然而,现代政府必须迎合民意,不可能不搞管制。这恰恰是“改革难”的第三个原因。没有见过那个执政者说“经济发展不是我的任务,我只是要全力以赴地维护法律和市场秩序,让人们享有私产、自由缔约、自负盈亏,并追求他们以为然的幸福”的。事实上,现代政府莫不以各种经济指标来衡量自身的执政绩效。就业、贸易、国民收入、退休福利、医疗保险、免费教育、廉价住房,全是现代政府每个季度、甚至每个礼拜都要参加的考试科目。随着信息日益发达,公众问责日益严苛,这种舍本求末的现象就日益普遍。

  解决之道?不论可行性,我认为关键是宪政,即限政,即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义务,以宪法的高度划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明确什么事情只能由市场来解决,明确哪些个人权利不能被那些权宜之计的短期政府政策所侵害;而检验宪政是否过硬的办法,就是看看“禁止工人自愿加班”、“禁止雇佣非法劳工”、“禁止外地人购买房产”这些政策能否被判定为违宪。当然,说说而已,英美也往往做不到,谈何容易!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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