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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为“非变革式”领导人辩护

玛格丽特·撒切尔去世后,被很多人称颂为带来巨变的“变革式”领袖,她的美国伙伴、同为变革式领袖的罗纳德·里根也常被提及。还有批评者抱怨说,在俄罗斯民主、中东或核不扩散问题上,布什没有设定更具变革意义的目标。

  玛格丽特·撒切尔去世后,被很多人称颂为带来巨变的“变革式”领袖,她的美国伙伴、同为变革式领袖的罗纳德·里根也常被提及。不过,更有趣的是将她与另一位同时代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即“老布什”—编注)进行对比。
  布什尽管经常被贬低为一个“交易型”管理者,他的对外政策政绩却是近半个世纪中数一数二的。他的政府成功应对了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德国统一,而且这些过程都没有发生暴力。
  与此同时,他率领一个得到联合国支持的广泛联盟,击败了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侵略。假如他同时“杂耍”的这几个球掉了一个,今年的世界就会糟糕很多。
  尽管执政期间发生多起全球巨变,布什并没有制定变革式目标—这是他自己说的。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他拒不听从撒切尔等人的建议,这显然是出于要对自己的朋友、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公平,回应后者的请求。1989 年 10 月,他在回应科尔的一次呼吁时公开声明,他“对德国统一并不持有与某些欧洲国家相同的担忧”。
  他也谨慎地让科尔等人主导这一进程。一个月后柏林墙开放(部分原因是一个东德人弄错了)时,布什被批评回应过于低调。其实他是刻意不羞辱苏联人,避免显得洋洋得意。
  “我不会拍打胸脯或在柏林墙上跳舞。”他说,这是一个领导人情感智力的典范。这样的自我克制为一个月后他在马耳他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成功峰会架设了舞台。冷战悄然结束,苏联帝国的解体接踵而至。
  布什及其团队一面回应基本不受其控制的外部力量,一面设定了谨慎兼顾机会与制约的目标。有些批评者责怪他没有支持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独立追求,例如 1991 年的乌克兰(当时他在基辅发表演讲,警告应防范“自杀式民族主义”),也指责他在海湾战争中没有乘胜挺进巴格达、推翻萨达姆等等。在这些事件中,布什都是为追求长期稳定而限制自己的短期收益。
  还有批评者抱怨说,在俄罗斯民主、中东或核不扩散问题上,布什没有设定更具变革意义的目标。其实如上所述,他只是更关注维持全球稳定,而不是去推动某些新的宏图大略。
  布什对国内外机制和标准也很尊重。海湾战争前他先取得美国国会的授权,并争取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一项决议。尽管在思维方式上他属于现实派,在策略上他却可以是威尔逊式的理想派。对伊拉克的地面战争只打了四天,布什就叫停,部分是出于他对伊拉克军队可能遭屠戮的人道主义关切,同时也担心一旦伊拉克被过于削弱,就会无力与强邻伊朗抗衡。
  布什入侵巴拿马抓获诺列加(后将其审判)或许侵犯了巴拿马主权,但后者毕竟有斑斑劣迹。布什组成海湾战争国际联盟时,他招揽了多个阿拉伯国家—不是为了确保军事胜利,而是为了提高此次行动的合法性。
  1990 年夏季布什与撒切尔在科罗拉多阿斯彭会晤时,称撒切尔告诫他“不要摇摆不定”。但多数历史学者认为,这一危险并不存在。布什谨慎地结合软硬实力,创造了一种成功的策略:既不过于孤立、对外国利益又损害最小的情况下,实现美国的目标。他很小心地不羞辱戈尔巴乔夫,与新独立的俄罗斯的总统叶利钦也相处良好。
  当然,不是所有外国人都受到足够保护。例如布什并未将受萨达姆镇压的伊拉克库尔德人和什叶派、前南斯拉夫的波黑人等列为优先考虑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布什的现实主义约束了他的世界主义。
  如果布什是个像撒切尔或里根那样的变革型领导人,他会不会成就更大?也许他可以在第二任做得更多(布什只做一任总统—编注)。
  如果更有沟通技巧,他也许可以更好地教育美国公众冷战后世界不断变化的特点。不过,考虑到当时瞬息万变的世界的极大不确定性,以及苏联帝国解体时错误盘算的风险,谨慎管理胜过宏大眼光。
  布什说过一句名言:他不做“眼光那种事”。但在 1989 年末,很少人认为德国可以和平统一并留在西方联盟内;撒切尔肯定没想到。个中的启发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应当选择像布什这样优秀的“交易式”管理者(或者他之前的艾森豪威尔),而不是更花哨、鼓动力更强的变革派。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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