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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中产阶级与有恒产者

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缺乏政治意识。无疑,这将会成为中国中间层走向中产阶级的最大陷阱。不走出这个陷阱,中国的中间层没有出路。

  中产阶级(middleclass)是个外来的概念,在西方,这个概念歧义颇多,有的偏于阶层,有的偏于收入,有的看重意识。但大体上,无论何种标准,中等收入,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有恒产者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概念,自打孔夫子提出来之后,多少年来,大抵指那些有田产、房产和商铺之人。
  说起来,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收入而言,主要是针对低收入阶层的,即便是在美国,如果跟大有产者相比,多数中产阶级跟低收入者之间的差异,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可以忽略不计。年收入十万跟年收入不足一万之间的差距,跟年收入几十上百亿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中产阶级的“中”,无论在什么国家,都是相对于底层而言的。前一段,王炼利先生著文指出,中国目前的社会,还是一个大头钉型的社会,就收入而言,是一个庞大的低收入阶层和少量的高收入者的组合,中产者并不多。应该说,这个结论并无不当。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确还相当微弱,整个社会形态,离中间大的橄榄差得还太远。但是,我们还是得承认,跟改革前相比,相当多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有小有资产了,城镇居民中,有十几万和几十万动产和不动产的人,还是多了很多。即使身为房奴的白领,只要能咬牙把房供下来,几十几百万的房产还是他的。相对于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的游民,以及身在城乡两处游走,乡下房产不值钱,收入微薄的农民工,他们如果不是中产阶级,也是中国特色的有恒产者。因此,中国的社会如果是大头钉的话,钉子的部分,应该是锥形的。小有家产的人,无论如何都比少数富可敌国的权贵寡头多得多。
  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是孔子的古训,也是经过千百年检验过的真理。有恒产者的所谓“恒心”,是相对于秩序而言的。对比于中产阶级,这些人依然需要强力者的保护,并无今日所谓的权利意识。对于古代统治者而言,治下的疆土,有恒产者众,是一种稳定机制。因此,聪明的皇帝,总是刻意保持有恒产者的数量,刻意避免兼并的发生的。今日的中国,虽然在形式上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但国人的观念,却还相当程度上停留在传统时代。所以,前一段中外学者热炒的中国中产阶级,其实至少大半个身子还属于古代的有恒产者。权利意识即使有,也是刚刚萌芽。
  很多研究者,都对贫富差距表示了特别的担心。由此对中国目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忧心忡忡,担心这种分化,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其实,即使在外界看来处在贫富迅速分化的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也不见得超过了美国,比之香港,也要差很多。显然,稳定而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使得美国社会没有中国这种稳定的忧虑,而香港虽然中产阶级并不强大,但由于多数人属于有恒产者,底层低收入阶层由于居有定所,也相当稳定。这个稳定,根本原因是这个社会,基本不存在制度性的剥夺中间层的可能。
  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社会的稳定,有赖于中间层的稳定,尽管他们只能算是有恒产者。这个阶层不仅要稳定,而且要持续扩张,才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但是,改革到了今天,恰是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不仅一般有恒产者上升为大有产者的渠道变得不大畅通了,而且低收入阶层上升为有恒产者的渠道,也出现了障碍。更严重的问题是,一部分比较富有的有恒产者,即使按西方的标准,也可以列入中产阶级的人们,往往在市场中,变成了容易被吞噬的中鱼和小鱼,由于各种制度和人为的原因,沉沦下来,落到低收入阶层中去。
  必须承认,现在的中国,众多低收入阶层地位的上升,存在巨大的可见与不可见的制度和社会障碍。对于众多的农民而言,增加收入改善地位,唯有打工的一条路是畅通的。即使打工,也只是简单劳动,稍微复杂一点的技术含量较高的工种,一般也不对农民敞开门。通过做小买卖或者做白领、甚至有技术含量的技术工人,逐渐发迹,晋身为中产,虽然未必完全不可能,但希望相当渺茫。一方面,制度上的城乡壁垒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经过改革三十年的发展,由于国家在制度和社会变革上的滞后,目前城市居民,身份和阶层已经开始固定化。后来者改变身份地位的奋斗,变得困难重重,存在许多有形和无形的天花板。权威的数据统计告诉我们,改革之初,作为农民发迹的基本形式,个体户正在一年年地减少。一个进城的农民,要想像从前那样,靠着小本生意,一点点积累起来,慢慢做大,几乎已经成了不可能的事。城市管理者的管、卡、拿、要就会彻底毁了他们。这些年来,虽然经济状况时好时坏,但多数白领的工资,却一直在下降。大学毕业,不仅初始工资在大幅度降低,而且升为高级白领的道路,变得越来越艰难。相当多一部分白领置业,都是靠啃老——由父母支付首付。各种信息都告诉我们,眼下,进入有恒产者行列的门槛,愈见其高。有恒产者在缩水。中国社会向橄榄型发展的道路,遇到了坚硬的瓶颈。
  不惟如此,已经进入有恒产者队伍的人们,还可能遭遇不同程度的“兼并”风险。如果说,在房地产开发中,遭遇恶性拆迁的人们,遇到的是明显的财产侵夺。而遭遇各种政策损失的投资者,则碰到的是暗中剥夺。大大小小投资山西小煤窑的民营投资者,很多人连成本还没收回,甚至开工没几天,就因政策的变动,被迫贱价卖给大型国企,以致血本无归。跟历代兼并一样,真正可怕的兼并来自官权力。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某个民营企业做的不错,就会有官方人士找上门来要求合作,或者是大型国企要求投资。但合作和投资的结果,往往是民企莫名其妙地遭遇官司,然后就丢了企业。有的地方,有权的官方人士甚至一分钱不投,生抢明夺。有的报刊,明明是民间人士创办的,仅仅因为制度规定,民营无权独立经营传媒,才不得已挂在某个媒体到名下。可是一旦这个报刊做大,做出了品牌,真正的拥有者和经营者,就可能被赶走,走的时候,只能拿走自己当初投资的那点钱。在现实生活中,虽然这样的事情并不一定每天都会发生,但的确活生生地存在着。这些年,见了太多因为坚持在市场上打拼,原本身价千万,最后却因为各种制度和社会不应该存在的原因,变成穷光蛋的人。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不仅现代意义的中产阶级,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有恒产者,一个有权利意识,一个没有。但都是社会的中坚,是一个社会赖以维持稳定的决定性机制。正在走向现代社会的中国,特别需要的就是一个日益膨胀的中间层,无论这个中间层处于何种状态,是中产阶级还是有恒产者,都是绝对需要的。
  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还是现代政府,即使纯然出于自身的需要,也必须维持和扩大这个阶层。如果说,古代政府由于传统的惯性,无法长久维持局面,迟早都会走向挤压中间层的老路上去。那么,我们现在的政府,还迟迟不采取切实措施,改革迟滞中间层壮大的制度障碍,改掉自身种种弊端,采取强力手段抑制来自不良官权力对中间层的“兼并”,则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中间层,如果总是停留在古代有恒产者的层次上,迟迟没有权利意识的觉醒,总是把自己的命运,放在明君清官的保护上。那么,这个阶层自身的壮大,也是没有可能的。维护自己的财产权,真正可靠的,还是中间层自身的维权活动。推动政府的改革,也需要中间层不懈的努力。处于中间层上端的民营企业家,到现在为止,还把自己的安全和事业开展,寄托在跟当地个别官员的私人关系上,对改善制度环境,改善法律环境,缺乏起码的动力。从事中国中间层研究的外国学者,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缺乏政治意识。无疑,这将会成为中国中间层走向中产阶级的最大陷阱。不走出这个陷阱,中国的中间层没有出路。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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