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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文彬:中国知识分子的官瘾

古人“学而优则仕”的说法至少表明了对于“学”的这样一种态度,即学是大可不必自始至终的,相比于学,“仕”才是人生最高的目的。今费巩教授当年最羞于做的,竟被某些人当成了无上荣光的事情。

  古人“学而优则仕”的说法至少表明了对于“学”的这样一种态度,即学是大可不必自始至终的,相比于学,“仕”才是人生最高的目的。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如果不是因为只有读书才可以当官,想必读书是根本不会被视为万般之上的。说到实处,地位最高的还是当官。即便没有什么当官的希望,但做个读书人多少也能算是个安慰。大概基于这个原因,结果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个书呆子。

  书呆子其实就是多余人,因为他读书本是要为当官的;当不上官,所以只能越读便越郁闷,越读便越发呆。所以,中国自古就有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牢骚和感慨。可见,在中国,读书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行当。当然,也并非人人都不想当纯粹的读书人,事实是封建统治者始终就不允许有这样的人存在。不然的话,他们也就不会动辄要操起生杀大权导演一场“焚书坑儒”抑或“文字狱”这样的惨剧来了。

  说来,知识分子可能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应该就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权利;然而,历史上的中国人又何曾有过这样的权利?历史惯性汇聚而成的集体无意识力量是极为可怕的,它不仅导致了中国读书人悲惨命运的执拗延续,而且也让一些知识分子落下了戒不掉的官瘾。不难发现,尽管随着历史文明的艰难进步,我们似乎终于有了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可属于这一阶层的人们好像都并不怎么看重自己的独立性。就拿许多大学教师们来说吧,仅有教学和科研明显还是不够过瘾的,要是再能当上个一官半职的那才称得上圆满。当初,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就很为不少教授都有这样的欲望而恼火。他以为这样的风气实在是大学的灾难,于是开始着手实施新政加以整治,直到教授们都再也不以有个行政官衔为荣才算作罢。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那个时代另一位让我景仰之至的教授费巩先生。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费巩当时执教于浙江大学,正值兵荒马乱的年月,学生们的求学之苦让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故不得不经常上书校长,以求对学生们最大限度的保护。校长是竺可桢,有感于费巩的仗义直谏和关心校务,便力劝其出任校训导长一职。对于这种行政职务,费巩本来就颇为不屑,更不忍为它牺牲掉宝贵的读书写作时间,所以坚拒。但终碍于竺校长的苦口婆心和为那些不幸的学子们所虑,经过好一番犹豫,费巩最后还是决定应聘。对此,他在日记中这么写道:“校中看不惯之事太多,一向只有愤慨痛恨,至多以个人之势力求稍补于万一。今既征聘及余,以全校学生之幸福托之,正可要求便宜行事之权为种种改革,以申其夙志,则虽牺牲亦觉值得。”后在校方答应他不入国民党、不领训导长薪俸这两个条件之后,费巩才接下了浙江大学训导长兼主任导师的聘书。但上任后需要发布有关通告时,费巩总是坚持这样签署上自己的名字:“政治学教授费巩兼摄训导长”。显然,在他的心目当中,自己的教授身份永远是第一位的。接下来的事实证明,由费巩教授担当其训导长的浙大学子们的确是有福了。

  今天的中国高校数量比费巩那个时代多了不知有多少倍,可要想找到一个费巩这样的教授却并不比大海捞针容易多少。愈发强烈的官瘾,归根结底不外是谋一己之利的冲动使然。谁都知道,今天的中国高校比过去绝对是富有多了,占有的利益资源也是过去所不敢想象的,职务的津贴更是令过去难以望其项背。行政职位越高,也就意味着所能享受的资源和好处越多,比如拿项目、高待遇、获大奖、出国游等等。1980年代的中国大学教授们对于行政职务还不像今天这么趋之若鹜,原因其实很简单,彼时尚没有此时这么多的利益诱惑而已。

  当然,除了利益,还有一贯的历史地位问题。大学行政办公楼里的某一个科长或是某一个处长,因为比教授要有权力,可以在很多方面都能管着教授,自然显得总要高出其一等来。大学固然不是官场,然而官场的习气在中国的大学里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这也便难怪,如今一些学者们在介绍自己的身份时,可以不提教授或者研究员,但什么院长、所长或主任之类的头衔是一定要挂上的。呜呼!今费巩教授当年最羞于做的,竟被某些人当成了无上荣光的事情。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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