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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则徐:没有改革牺牲品,何来柳传志们的成功

柳传志这一不做改革牺牲品的观点是一种个体智慧,其他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偏好向他学习。当柳传志们今天作为成功者侃侃而谈时,柳传志们以及今天所有享受到改革开放利益的人,都应该向以往的改革牺牲者敬礼,无论他们是不怕死而死,还是不知死而死。

  央视5月26日《对话》栏目播出了《柳传志的“中国梦”》,在该访谈节目中,柳传志回忆了自己和联想公司的成功之路,他说:“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我是一个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

  柳传志这一不做改革牺牲品的观点是一种个体智慧,其他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偏好向他学习。但是,个体智慧诚然是智慧,并不等于整体智慧,不能成为民族、国家的智慧。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特定的意志和偏好,有他们根据自己意志和偏好进行选择的智慧,这些智慧累加起来,才能构成民族、国家整体的智慧。如果这种累加进行自觉的良性组合,那么,一个民族和国家就拥有了积极、进步的智慧。作为个体,柳传志的不做改革牺牲品智慧是一种高明,如果因为高明而成为所有人的榜样,那就不再成其为高明,而只会是一种滑头和堕落。

  无论革命还是改革,社会打破原有形态的运动总需要牺牲。牺牲与成功是良性运动的两面,没有牺牲就不会有成功,没有成功,牺牲就失去意义。柳传志有清晰的头脑,非常清楚有一个大环境、小环境的背景和前提,不像很多成功人士只以为是自己个人的奋斗,这是柳传志了不起的地方。大环境、小环境因何而变?因何而改革?在中国,关键的促动力在于牺牲,有牺牲者的冲击和铺垫。所以,没有改革的牺牲者,就不会有柳传志的成功,而柳传志的成功本身恰恰证明了牺牲者们牺牲的价值。

  柳传志对牺牲者也是敬佩的,所以谦认自己是个软弱者。柳传志举了谭嗣同的例子以表达自己对牺牲者的敬佩,不过,柳传志只看到了谭嗣同的牺牲,而没有看到谭嗣同更重要的一面。当谭嗣同主动选择牺牲时,他坚决要梁启超不能牺牲,要梁启超流亡继续奋斗,“吾与足下分任之”,然后跟梁启超“相与一抱而别”(梁启超《谭嗣同传》)。谭嗣同的牺牲与梁启超继续奋斗获取成功,是目标一致的两种不同责任“分任”。认识不到这一点,柳传志就不能达到对自己成功的责任自觉。只有具备了这一责任自觉,柳传志才不是真的软弱者。

  柳传志在举谭嗣同这一例子时,把牺牲分为了不怕死和不知死。不怕死就是谭嗣同这样明知要死而勇敢牺牲,不知道死就是不知道去改革会牺牲而牺牲掉了。这一划分是正确的,但是,两者仅仅是牺牲的境界不同,牺牲的价值并无区别。朱德曾说,自己去云南报考讲武堂当兵时,准备好了战死沙场。这是不怕死。后来朱德当旅长后,他一个弟弟一定要到滇军当兵,朱德劝告不了,这个弟弟不知死,朱德只好让他在自己部队当了个普通士兵,结果战死了,使朱德非常悲伤。不知死也是死,生命的价值并不因此低廉。实际上,改革并非战争,多数牺牲者并不知道自己会牺牲,但他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为柳传志们的成功起了堵枪眼的作用,是伟大的。

  当柳传志们今天作为成功者侃侃而谈时,柳传志们以及今天所有享受到改革开放利益的人,都应该向以往的改革牺牲者敬礼,无论他们是不怕死而死,还是不知死而死。(作者系法律工作者)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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