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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育专家:中国大学生都有思想家的DNA

宫川俊彦表示,自己非常钦佩中国大学生的分析力和思考力;同时也说,中国是文化宗主国,中国人和日本人不一样,中国人有思想家的DNA。

宫川俊彦。图片来源:日本新华侨报

 宫川俊彦。图片来源:日本新华侨报

  中新网5月29日电 日本新华侨报网28日刊载了对日本国语作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宫川俊彦的采访文章,宫川俊彦表示,自己非常钦佩中国大学生的分析力和思考力;同时也说,中国是文化宗主国,中国人和日本人不一样,中国人有思想家的DNA。

  日本的国语教育有欠缺

  问:在日本,作文指南、论文写作指南等同类书籍的销量非常好,这一点有异于其他国家。而且购买此类书 籍的,不单是准备应试的初高中学生和大学生,还有很多上班族。您是公认的日本作文表现教育界的第一人,大学读书期间就成立了“国语教育研究所”。所以我想请教您,日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宫川俊彦:一提到作文,一般人就会认为那都是小学生写的东西。一提到论文,就感觉是比作文更高一级的,大学生写的东西。但事实上,现在日本所谓的专家、学者写出来的东西,都不能被叫做论文。包括这些人在内的大多数人,在表现手法上都还只停留在作文的阶段。这是我要致力于作文表现教育的原因之一。

  我从读大学时就开始从事写作指导、作文教育,现在已经有40多年了。在我之前也没有人开拓过这个领域,说一句不自谦的话,我可以说是这个领域里的丰臣秀吉。

  中国古代曾强调以文立国。文既是人,也是社会,也是国家本身。当全体国民都开始使用同一种语言,同一种表现形式的时候,这个国家也就形成了。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概念。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就忠实的按照这个概念来进行国语教育。用同一种语言给各种事物下定义,加制限。然后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这个定义,遵守这个制限。并且还通过考试来检验学生是否真正地掌握。比如说教给学生织田信长是怎样怎样的一个人,丰田秀吉又是如何如何的一个人,这就是下定义。学生还必须背下这个定义,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说,这就是加制限。考试的时候,织田信长和丰田秀吉也都会作为问题出现。像这样的国语教育模式,一直从小学持续到大 学,再持续到学生毕业出社会。学生出社会后即使是当了公务员,写公文时也还得按照这个定义和制限去写。

  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种国语教育模式下教育出来的,所以都用同一种语言进行同一种方式的说话。不懂得要在此基础上加入自己的个性、感性,以及日本的传统文化和从其他国家吸收到的文化去“表现”。这样的国语教育只教出了一批又一批同样的人,具有统一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会思考、会发问、会创造的人。

  福泽渝吉也说过,日本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一起学习,一进入讨论的环节,日本人就会被孤立出去。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见解,不会动脑子思考。他们只思考怎样说话才能拿个满分,才不会被别人笑,并且认为谈想法、谈意见是傲慢的表现。

  我在过去40年间所做过的努力,都是为了弥补日本国语教育的欠缺,重塑日本的国语教育模式。在研究如何能让日本人变得会思考、会发问、 会创造的时候,我认识到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从小学生的阶段就开始对他们进行作文指导,就他们写的作文进行讨论,让他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看法,并 且会用多种表现把自己的看法表达好。

  近年来,日本人也逐渐认识到了自己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也是市场上作文指导类书籍热销的原因吧,同时也是日本文部科学省会支持我的工作的原因。

  青少年的问题就是国家未来

  问:截止目前,您著书已经超过一百册。我发现在您的著作里,有很多都是关于青少年犯罪和家庭问题的。您为什么格外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呢?

  宫川俊彦:我认为,如果想了解这个国家的过去,看到这个国家的未来,最快的方法就是看这个国家的青少年们。现在出现在青少年身上的问题,也就是将来社会和国家要面对的问题。

  所谓青少年犯罪和青少年问题,不管是自杀还是杀人,不管是不肯上学还是惹是生非,其实都是青少年们选择的一种表现形式。对青少年犯罪,得从环境因素和当事人的主体思想这两方面进行分析、预防。不能光等着犯罪发生后再逮捕、惩罚他们。

  日本眼下存在着严重的校园欺凌问题,光是罚那些欺负同学的“小霸王”停课几天,或是罚站,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日本社会在看到有些孩子受欺负后,就认定他们天生有一种受欺负的体质,仅凭这一点就对他们抱有同情。而那些欺负同学的孩子们呢,就被社会当成是犯人一样看待。其实这些都是看不清问题本质的表现。

  在看不清问题本质的情况下进行教育和指导,会逐渐导致日本教育走入歧途。日本教育走入歧途,就会进而导致日本整个国家走入歧途。我关注青少年犯罪,就是想多积累、分析这方面的资料,了解问题的本质。

  关注家庭问题也是出自相同的目的。一个国家就是由无数个家庭组成的,但是如今的日本家庭里,缺乏情感维系,家人和家人之间没有血浓于水的感情。每当我看到中国人组成的家庭时,就会很感慨,因为中国的家庭内部非常团结。现在日本社会上有很多人奉行个人主义,即使能构建家庭,也会因个人主义的原因,让这 个家庭走向破灭。像家庭内暴力事件、家庭内分居等都是因此而起。

  书籍电子化必须有所甄选

  问:近年来,“脱离铅字”成为日本新的社会问题。为此,东京都政府还专门成立了“‘脱离铅字’对策检讨小组”。您如此看待日本年轻人“脱离铅字”——不读书、不看报的现象?

  宫川俊彦:我也知道,东京都、日本政府、日本出版界都在商讨如何对应年轻人“脱离铅字”的现象。我认为,在商讨如何对应前,应该先把信息分类,哪些信息可以电子化,哪些信息必须变成铅字。

  像那些在手机或电脑上扫一眼,就能立即掌握的信息,是不需要变成铅字的,将它们完全电子化也没关系。而包括传统文学、文化在内的,必须传承下去的信息,就不能让它们电子化,还是要继续用铅字的形式传承。

  再进一步说,现在日本政府和各出版社为了对应“脱离铅字”的社会现象,搞了一个中小学生晨读10分钟的运动。有统计数据表明,通过搞这样的运动,的确是提高了中小学生的阅读时间,还有不少的中小学生都在采访里表示,自己开始变得喜欢看书了。但是我对这个结果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通过我自己的分析调查发现,那些中小学生阅读的,大部分都是娱乐性的书籍,内容非常浅薄。要是把花在娱乐性书籍上的时间,也算作阅读时间来统计的话,统计数据当然会上去,却改变不了“脱离铅字”的现象。

  日本出版界也应该注意一个问题,不要一发现年轻人不爱读书读报,爱通过电子产品进行网上阅读,就开始把书全变成电子书,这样是不行的。

  事实上,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儿,人类都拥有一种敏感的洞察力,能够立即觉察到那些信息是自己有必要掌握、真正需要掌握的。对于这样的信息,他们当然更愿意通过铅字的形式来接触。就好像最近村上春树刚出了一本新书,有很多读者为了购买这本书而彻夜排队。

  中国人有着思想家的DNA

  问:我们了解到,您还是中国南开大学的特聘教授。在指导的过程中,您感觉中国的大学生和日本的大学生有什么不同?您对中国的印象如何?

  宫川俊彦:我的父亲是专门研究阳明学的,他的书架上全都是中国古籍。日本有一位著名的阳明学家、思想家安冈正笃,父亲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在父亲得知我成为中国南开大学的特聘教授后,感到特别高兴。他还总是嘱咐我,要多为这个大学做贡献。

  在我心里,中国是文化宗主国。我能够到中国,能够进入那种文化氛围中,自己也是非常高兴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不一样,中国人有思想家的DNA,我喜欢和有着思想家DNA的人进行交流。

  南开大学的学生们思维敏捷,头脑清晰。我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做演讲,讲的是些比较深入、生僻的内容。但是前来听演讲的学生们都能理解。不仅能理解,还能提出一些很惊人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夏目漱石的小说里,经常出现关于嗅觉的描写?这样的问题,从来就没有日本大学生问过我。我很佩服他们的思考力和 分析力,也很感动。面对着这样的学生,做讲师的也不敢随便唬弄,也愿意倾其所有。

  在南开大学里,我还接触过很多中国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态度和成就都令我很是佩服。现在,日本很多学者都功利心太强,只想着出书上电视。他们搞研究的目的性早已偏离了研究本身。如今,日本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儒,我为此感到遗憾而懊恼。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又不得不承认,在研究领域,日本输给了中国。事实上,我一直计划着让中国的大学生和日本的大学生面对面的对谈,短兵相接地进行讨论。但说实话,在我接触的日本大学生当中,一直找不出能和中国大学生水平旗鼓相当的人。我认为自己教过的学生应该算是比较优秀的,但是还赶不上中国的大学生。尽管日中两国现在在政治领域有摩擦,但越是这样的时期,两国的文化、经济、学术界就越该多进行交流与沟通。日中大学生讨论会还是有必要举办的。(蒋丰)

  • 责任编辑: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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