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5月31日发表评论文章，聚焦中国新高层改革新动向，文章称中共领导层在勇于改革面对时艰的大好形势下，也应结合历史改革经验，对改革可能遇到的艰难和造成的危难引起关注，文章原题：中国改革的艰难与危难，原文如下：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日前来港论“中国政治改革”。他在会上透露，习李新政将沿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道路继续前进，下半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改革上有大胆举措。
“习李新政”才刚上路，下半年就有“大胆举措”，这体现了新一届中国高层领导锐意改革的精神确实非常强烈。然而，应该看到，目前中国民众舆论对于更深入、更“大胆”的改革举措，仍然说不上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特别表现在或知改革“艰难”、不识改革“危难”。
对于中国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在中国社会多少有所讨论，甚至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如大家都认为“艰难”主要来源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改革到“深入区”后对政治经济体制根本性难题的碰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不易等。
但是，对于改革依然面临的巨大风险、若举措不当可能带来的严重“危难”局面，可以说人们和媒体舆论都还探讨得不够。甚至，越是认识到改革的“艰难”，大家越忽视改革的“危难”，因为，当人们把改革进展不如自己预期之快、之深、之广，简单地归结为既得利益阻挠等“艰难”因素，就会给党和政府寄予更高期盼，认为只要高层能够克服“畏难”情绪，拿出勇气魄力，改革就可以继续狂飙突进。
然而，古今中外众多的改革先例表明，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重大改革来说，成败关键往往并不在于高层缺乏面对艰难的勇气，而在于高层对改革可能造成的危难局势估计不足、缺乏应对能力。
比如，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前苏联的改革无疑具有最典型的镜鉴意义。1980年代后期，苏联也面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深深困境，各界对深化改革具有强烈愿望，戈尔巴乔夫执政的苏共高层为此推行了极其激进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艰难”肯定深有体会，但对改革的“危难”则明显缺乏认识，这表现在他认为政治改革的意义、构想和实行都是可以“简单地说明”的：“如果想简单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义，它是怎样构思的，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
正因为把在苏联这样的大国中推行的改革简单地看成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治大国而不知烹小鲜，苏共政治局很快便推出了系列改革举措，当时，整个政治局只有雷日科夫一人表态提示要慎重考量改革可能带来的“危难”：“如果要把全部权力都划归苏维埃的话，苏维埃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吗？我怀疑。一旦无力承担，那国家就会失去控制。”
历史已经证实了雷日科夫的预感。戈尔巴乔夫毫不“畏难”的推动了改革，却根本没有能力掌控改革后的复杂局势，苏联迅速走向崩溃，俄罗斯沦为二流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