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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成败不在于高层的勇气 而在于对危难估计不足

不管改革后面临何种复杂危难局面,全国上下都应该始终团结一致,相忍为国,维护国家的统一。唯有如此,才能保障改革无论成败,局势都是可控的,中国还有机会。那么,试问,当前的中国媒体舆论、意见领袖们已经对此有足够的讨论了吗?社会大众又是否已经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改革结果不如预期可能导致民怨沸腾

  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不惧艰难的改革最终给国家带来深重危难的例子。比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就是在克服重重艰难的情况下锐意推进的,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非常大,一度也使国家呈现许多新气象。然而,强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后仅30余年便迅速地分崩离析,走向灭亡,不能不说,这与孝文帝对汉文化不分精华糟粕的“照搬”等激进改革举措有关。这些改革导致北魏拓跋族勇武质朴精神的丧失,军事力量被削弱,移植过来的门阀士族制度使得鲜卑拓跋贵族迅速腐化,种下国家覆亡的危难因子。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也被不少史学家认为是导致北宋灭亡的隐患。

  当代中国的改革,其“艰难”程度一点也不比前苏联或者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少,而其“危难”风险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民意反噬的风险。30多年来改革开放带来持续发展和巨大好处,使得人们普遍对改革具有越来越高的期待,“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大家都把改革看成是“红利”,却鲜有人敢说自己已经做好面对一旦国家改革失败的准备。一旦改革带来的结果不如预期,就可能导致民怨沸腾,特别是政治改革若释放了民粹情绪表达的恶魔,那么,打着“问责政府”的旗帜,在外国势力的渗透下,民意的分裂和乖戾就会使整个中国社会陷入动荡。

  国家失控的风险。雷日科夫对前苏联激进政治改革的担忧,对于今日中国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仍然是有强烈警示意义的。一方面,中国现行体制其实与前苏联有着本质差别,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治理能力和掌控能力也远胜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中央。另一方面,中国国情的复杂性,例如地区差别之大、人均GDP之低、国民素质之不足等,比起前苏联来说更加突出。

  滑入陷阱的风险。中国当前正在集中精力试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一个国家发展停滞、矛盾丛生、治理腐败等乱象,归根到底不是因为“中等收入”造成的,而是政府治理举措的乏术。

  韩国和台湾地区是少数能够跃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地方,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所谓民主化改革都在经济社会有相当程度的发达之后,而拉美国家等众多踏入陷阱的国家则在经济尚未成熟时便提前摘下了民主化改革的果子。可见,改革时机、力度、方向的拿捏不准,就可能使国家滑入长期不振的陷阱。

  凸显危难,并非是要危言耸听,更不是要否定改革攻坚克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是提醒人们必须为更深入的改革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比如,首先,要能够面对失败。一旦改革出现差错,整个社会仍然能不急不躁,不灰心丧志。其次,要能够包容改革。对于出现失误的改革者,社会应该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包容,不能因此追究清算。再次,要能同舟共济。

  不管改革后面临何种复杂危难局面,全国上下都应该始终团结一致,相忍为国,维护国家的统一。唯有如此,才能保障改革无论成败,局势都是可控的,中国还有机会。那么,试问,当前的中国媒体舆论、意见领袖们已经对此有足够的讨论了吗?社会大众又是否已经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客观上,当代中国改革在与腐败赛跑、在与时间赛跑,作出这样的判断并没有错。高层能够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体现出对国家命运和时代潮流的担当,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而且,中国改革已经有30多年的探索,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中国带来了强盛兴旺,改革的方向凝聚了共识,这些是防止风险的有利因素。但改革者仍然应该对改革的危难和艰难一样做好充分的评估,尤其重要的是要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充分发扬民主,善于说服和动员群众,让全社会做好充足的准备,为改革营造更加积极稳妥的环境氛围。

  作者:邓清波 是中国时事评论人、舆情研究工作者

  • 责任编辑: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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