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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设想(一)

以中国目前的状况,直接推进低度民主改革,还有些困难,在低度民主前,应先经历一个宪政即法治阶段。我设想的中国民主改革三步曲或三步走是:从现在开始,实行宪政(法治),这一阶段大概用时8-10年,然后进入低度民主阶段。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围绕着宪政和政改的争论已到了一种白热化程度。官媒接二连三发文,批判宪政,把宪政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为论证中国不需要宪政,甚至把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对宪政的鼓吹说成是共产党的一种策略。

  在我看来,宪政不过是一种限权的制度安排,宪政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或者说,既姓资也姓社。中国要继续发展,并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进一步,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就必须对阻碍发展的深层次体制因素进行改革。天下没有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经济改到最后,必然是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这种集权体制下。

  事实上,中国亟需政治改革的理由非常多,从人性和价值追求来看,最根本的理由是自由。自由乃人之天性,即使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也不否认自由的价值,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人类需要各种各样的自由,可归根到底,是选择的自由,一个人如果不能自由自主地选择国家领导人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就谈不上自由,而如何保证这种自由的选择,就是政治体制需要考量的事情。

  从人类历史看,迄今为止,民主宪政是最好的或最不坏的能够保障自由选择的制度。中共其实也不天然地排斥民主和宪政,看看中共在执政前骂蒋介石独裁专政的话,也曾是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政党。中共执政后,虽然并未兑现自己的承诺,但至少从理念上并不完全否定自由民主的价值。邓小平就曾设想:“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很多学者把邓小平的普选,解释成为包括“高层搞直接选举”在内的“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普选制度,即目前西方式的普选。

  虽然我对此表示怀疑,认为邓的“高层搞直接选举”仅仅指的是全民直选党的领导人,而非真正放开党禁,让其他党派自由参选。然而,邓小平毕竟提出了一个普选目标,我们可借着这个目标──不管它的真实内涵如何──推进民主化。

  中共虽对西式民主不感冒,但并不反对搞民主,它只是要在自己的主导下搞民主。换言之,无论实行何种形式的民主,只要能够保证中共的领导地位,它都会愿意去试一试,就好比邓小平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最关键的一项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从此角度说,尽管官媒现在来势汹汹,密集发表反对宪改的文章,似乎给人一种意识形态全面左转的感觉,但我对习李任期内推行民主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这无关他们的意愿,而是客观形势所然。具体来说,由经济下滑而引发的财政赤字会迫使中共向民众让渡权力,与民众达成一种类似契约的关系,以寻求新的合法性,而从政治角度说,契约关系就是宪政民主的起点。

  中共改革前是以意识形态中的不断革命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所谓打天下坐天下;改革后,则是以经济绩效作为自己的合法性,由改革开启的高增长多少改善了民众的生活。但金融危机后,特别从今年开始,中国经济正式告别高增长,进入中速甚至低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的下滑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减少。可另一方面,这几年搞的福利刚性只会高不会低,从而,中间形成的财政缺口会越来越大。

  要削减财政赤字,方法无非是增税、多印钞票即通胀、政府减支三种。增税会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造成企业大面积倒闭和人员大量失业;多印钞票,使货币贬值,也会严重侵蚀人们的财富。对中共来说,这两种方式都不好,会进一步损害中共执政之合法性。那么,剩下的途径就是政府减支。政府减支虽然会影响到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但一来很多政府工作人员享受的福利待遇本来就是不合规的;二来相对人民的不满,政府工作人员的不满至少对党而言不会有倾覆政权的风险。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习李最后势必以削减政府开支来应对财政危机。八项规定某种程度上就是一次预演。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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