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快乐或痛苦，只有一种状况与另一种状况的比较。
——《基度山恩仇记》
2013年6月7日，厦门一辆BRT公交车在行驶中突然发生爆炸起火，事故造成47人死亡、34人受伤、8名学生下落不明。官方在事发后迅速破案，认定犯罪嫌疑人为上访户陈水总，陈水总已经在事故中死亡。据传腾讯网上有“陈水总”的微博，这些微博均发于事发前一天（6月6日）一个小时之内，其中一篇写得颇有文字功底：
草民陈水总现年60岁，初小文化，住厦门市局口街24号，1970年因家庭生活来源被切断，草民随全家下乡，历经艰辛于1983回城，没有安排住房(一家10口住28平方)，没有安排工作，自谋出路直至1994(40多岁)勉强娶妻生1女，穷家气口倍感拮据，96年更大厄运又至，赖以维生的毯子被取缔，(草民夜间在路边卖汤圆)草民四处求诉无门，靠亲友借货度日，不得已在家门口支一个50公分大的玻璃柜卖麻兹，由于本小利微，勉强度日，虽有心给当权者送礼，但家贫如洗，有心无力，没多久又被取缔了，无奈在某些人的白眼下打零工(因龄偏大)艰难度日，苦熬至今60岁盼能办理退休，苟延残喘，万没想到户口当年迁移过程，派出所把年龄填写错误，社保不予办理，找公安改错又到处踢皮球，草民年纪已大工作难找，数十年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下，家无余粮给草民裹腹，绝望中冒昧向您求救，给条活路。
目前，陈水总和这些微博均已“不存在”。
一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19世纪被称之为“帝国的年代”，20世纪则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意识形态的年代”。在这个世纪的最后10年，共产主义集团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土崩瓦解。从 1974 年葡萄牙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开始，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大约 30 个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相继走上了民主道路。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壮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政治学家福山以“历史的终结”来盖棺时，亨廷顿如同先知一般又提出“文明的冲突”。
1996 年，亨廷顿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这个新的世界的根本的冲突根源，将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或以经济为主的，人类的重大分野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上的。民族国家将仍然是世界事务中最强有力的行动者，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民族和群体之间。文明的冲突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刚刚进入一个新千年的新世纪，911就如“约”而至，正可谓一语成谶。
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战士成功劫持3架美国波音飞机，撞塌世界资本主义象征物——纽约最高摩天大厦世贸中心；这场工业时代的“行为艺术”使3200多商业精英丧生，损失达数万亿美元。此次事件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几乎将其与珍珠港被袭相提并论。以“9·11”为节点，世界历史刚刚迈出意识形态阴影下的冷战，又跨入文明冲突的恐怖主义时代。
911那天晚上9点多钟，我下楼买啤酒，在小店的电视里看见一架飞机撞入世贸大厦，就随口问老板：“什么电影？”老板面无表情地说：“不是电影。”
尽管美国四分之一的民众怀疑政府公开的911真相，甚至认为是美军导弹炸毁了世贸大厦，而不是被本·拉登战士劫持的波音飞机，但无疑911揭开了后冷战世界进入恐怖主义时代的序幕，意识形态之争在恐怖主义背景下几乎冰消雪融。恐怖主义使战争进入到一种没有敌人的、不对称的超限战时代。越是强大的对手往往越是脆弱，越是弱小的对手往往越是危险。
恐怖主义是弱者对强者的战争，首先它是一场战争。恐怖战争拉平了弱者与强者的等级，如同癌细胞与人的身体，如同蚂蚁与大象，恐怖成为一种最有力的武器，这种危险胜过武器本身。
911悲剧在当时曾经引发了愚民教育下的中国青年广泛的欢呼，从这种现象上我们可以看出恐怖主义的世界基础。值得一提的是，911事件半年后，2002年那个不幸的春天，中国接连发生数起严重空难，数百人遇难。中国民间同样是一片幸灾乐祸的声音——只是因为人们认为“坐飞机的不是贪官污吏就是为富不仁的暴发户”。
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建立在共同信念下的世界国家的话，那么中国则是一个被唯一一个社团用暴力和权力统治的封闭政治体。开放外向的美国更多地面临着来自传统文明和其他不同文明的杯葛和挑战，封闭内向的中国则主要承受着内部的压力和冲击。因为去公民化和去竞争化，再加上信息极度不自由，透明度极低，缺乏普遍信仰与共识的中国社会基本处于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暴力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手段，法律与道德几乎已经失去应有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强者以暴力掠夺，弱者以暴力抗争；强者以暴力伤害弱者，弱者以暴力伤害更弱者。一个中国逻辑的“和谐”社会下，已经不再有是非之分，而只有强弱之争。
就外部世界来说，中国根本没有相应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随着中国在实用主义体制下的经济崛起，中国未来越来越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新加坡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政府官员在普通人民眼中正在失去合法的统治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