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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霞:推进宪政民主关键在党 症结也在党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的深刻变化,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凸显出政治改革的紧迫性。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对健全宪政体制的艰难摸索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的愿望是真诚的,执政六十年来不懈探索建立健全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机制。

  二、中国共产党摸索宪政体制为何如此艰难

  为什么执政党摸索健全国家民主政治的体制和机制如此艰难?原因非常复杂。从执政党的角度反思,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

  1、近代民主实践的“姊妹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人民主观的影响姊妹革命是指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对人类近现代的民主政治有重大的影响,它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其中既有体现民主规律的文明成果,也反映出民主进程与民主实践中暴露出来的缺点,对当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影响非常深远。近代民主实践的两大革命对我们今天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如何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共同思想前提是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等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美国革命继承的是英国革命的传统,在赢得独立战争胜利后制定美国宪法,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力体制和联邦制的国家结构,这套体制模式保持了美国社会200多年的稳定。法国革命是群众性的大革命摧毁旧制度,但没能真正建立起巩固和稳定的民主共和制度,而是经历了几次帝制复辟和百年动荡。

  美国革命贯穿着理性思考,法国革命充满着激情推动,由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美国革命强调个人自由,注重自由民主。美国人认为,用宪法来阐明公民的权利、限制国家权力、组织有限政府是完全必要的,一个强大有力的宪政国家对于现代社会的安全与繁荣是不可缺少的。而法国人更注重平等,他们争取平等的热情胜过于争取自由。。“在经受了几个世纪僵硬社会等级制度的不平等的折磨后,法国革命最需要的是平等。当美国人的热情正受自由驱使时,法国人确认渴望成为一个国家的平等公民[13]”。

  (2)美国人认为社会是多样多元的,不存在单独的公共利益或公意,只存在不同公民与党派的利益意志。麦迪逊强调了多元社会对于共和国存在的积极作用,他指出,在大型共和国内,人口差异及数量繁多的党争,有利于促进共同利益。“党争的存在并非反对政府:党争组成政府。不同的党派冲突不仅为政府所容忍,相反,冲突即是政府”[14]。而法国人认为社会只由一个等级——人民组成。全社会只拥有一个单一的意志:“公意”。公意是卢梭思想的核心概念,卢梭的思想对法国大革命影响巨大。公意代表人民的“共同幸福”,个人利益都是自私自利,个人不能有自己的利益愿望,而必须为共同幸福牺牲个人。卢梭说:“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15]。

  (3)美国人的基点:承认社会冲突,把民主看做是和平管理冲突的机制。多样化的社会必然具有利益的多元性,美国革命承认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来维护自己利益,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必须尊重别人的利益要求,以沟通和妥协来协调利益矛盾。以民主管理社会冲突,保障个人自由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限制公共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二是对各个利益群体加以规范制约,防止以多数名义侵犯少数人的权利。

  而法国人的基点是强调统一,不允许有分歧。他们强调人民团结的神圣性,“公意永远是正确的”,凡与“公意”不同的观点,都必定是反对革命反对人民的,少数人的不同意见不具有合法存在的地位。这就使某些人可以以公意的名义强制其他个人,甚至剥夺个人的生命、财产等,所以法国大革命中充斥着流血恐怖。

  (4)美国人具有包容性的政治思维,他们认为民主政治的决定性特征就是合法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派别,宪政民主就要保证每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所以他们以绅士般的礼貌尊重政治对手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用体制性的分权制衡来协调冲突。美国社会的政治对手具有共同的底线:他们都承认冲突,都寻求制度化的手段来相互制约与竞争。

  而法国人则是排斥性的思维,用相互屠杀的办法来解决分歧。社会被分裂成两极化阵营:要么是革命的朋友和爱国者,要么是敌人和叛徒。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斗争到死也不愿意承认反对派的合法性地位,因此,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回忆中充满着肃清异端、恐怖镇压的记载。

  这两大革命的鲜明差异与不同结局至少给我们留下了三点教训与思考:

  (1)群众性的大革命可以摧毁一个旧世界,但却难以完成建设一个新制度的历史任务。法国大革命中最鲜明的特色是群众性大革命,马克思主义作家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也通常强调群众运动、阶级斗争、阶级专政。但是,法国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新制度不能有效建立和运转的话,那么群众性大革命之后就将是社会的不断动荡,迟迟难以恢复社会正常运行。而美国人在独立战争胜利之后,致力于集中人类的智慧来建设一个新的宪政民主体制和机制,使美国得以保持了200多年的社会大致稳定。

  (2)如果没有制度的控制和保障,哪怕是再好的原则、口号都难以真正实现。近代美国革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都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思想。美国人在制定联邦宪法之后,再用1791年的《权利法案》来巨细无遗地说明宪法内容,把人权的实现建立在法律制度的保障基础上。国外学者在分析美国革命时指出,美国革命者在革命时期是无私无畏的斗士,在制宪时期则是保守审慎的立法者。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在美国建国史上,战士之后便是立法者。战士志在破坏,立法者专于建设,两者都有功劳。

  而法国的人权宣言尽管是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一项成就,是有效改造旧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结构的基础,但是法国人只是把人权宣言当作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致力于就此建设一个新的制度。因此,一方面有了人权宣言,但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中血流成河、红色恐怖。尤其是在1792年到1794年之间,雅各宾政府任意逮捕和处决了成千上万的人,迫害人们的宗教信仰,没收人们的财产,所有这一切是以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集体利益为名义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社会恐怖表明,为了能够落实普遍的人权,必须要有有效的民主法治制度做保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再次给我们以这样的教训,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民主法制建设。

  (3)是否建立有效的分权制衡体制和机制,对摆脱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法国的群众大革命可以处死国王,但并没有摧毁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只是从原来的国王手里原封不动地转移到了当时的革命领袖手里,造成新的绝对权力。汉密尔顿曾经谈到:古代那些实行直接民主的共和国经常徘徊于极端专制和极端无政府状态之间。而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极权民主就是在权力体系内缺乏有效的权力分割的结果。法国大革命中,人们把立法权抬到很高的程度,但是国民议会的决策效率却很低,于是革命党用自己的最高行政机构公安委员会来代替国民议会,颁布各项特殊的规定和法令,造成革命的恐怖。在雅各宾政权崩溃后,取代雅各宾政权的人走向另一个极端,希望建立强大的行政权力,结果革命的共和制机构失去了所有的信誉,最终是拿破仑掌权复辟帝制。

  而美国宪法体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只是一种政治模式,这个模式体现的是分权制衡原理。这一点保证了权力的相互制约和监督,从而促进了民主政治的进步。可以不搞三权分立,但不能不接受分权制衡的原理,我们要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分权制衡政治体制模式。

  经过18、19世纪的民主实践,到今天“民主”不再是含义单一的词语,而是复合性词语:民主包括了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的价值指向)共和、宪政、法治(民主的实现机制),这些成为民主政治内在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

  这两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民主观具有直接的影响。法国大革命中阶级分野的特征非常明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产生过程中吸收了法国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中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从民主的阶级性角度看待法国大革命。正是从阶级性出发看民主,马克思后来高度赞扬继承法国大革命传统的巴黎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影响着后来的共产党人,列宁被人们称之为“莫斯科的罗伯斯比尔”,列宁说:“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必须是一个雅各宾派”[16]。列宁指出,“如果没有雅各宾派的高压政治,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就会毫无意义”[17]。

  中国共产党以十月革命为榜样,直接继承了列宁的思想,高度强调民主的阶级性。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的理解主要是:(1)以人民大革命为方式,以追求平等为直接目标。(2)强调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和神圣性,忽视个人利益客观存在的具体差异;(3)简单而绝对地理解“多数人的统治”的含义,忽视保障少数人的权利。(4)强调统一和团结,以排斥性思维对待分歧,用斗争解决分歧。(5)把自由民主看做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把包容看做是妥协,把妥协看作是背叛。

  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我们强调的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被赋予很鲜明的阶级色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从党领导人民到党代表人民利益再变成党代替人民作主,其理论假设就是人民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同时又强调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和神圣性,否定和排斥个人利益差异的客观存在,于是把农民群众发展生产增加个人收入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加以限制和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以追求平等为直接目标,把民主停留在“多数人的统治”原始理解上,不是以法制来保障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通过平等讨论来形成共识,而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强调团结与统一,以排斥性思维对待分歧,用斗争来解决分歧,走到极端就发展到文革中以群众专政的名义,随便批斗人甚至剥夺人的生命。

  正由于没有从保障人的权利和自由的角度看待民主,对对民主政治理解比较原始比较片面,因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长期忽略了美国革命留下的很有价值的思想:民主是和平管理冲突、协调处理社会利益矛盾的机制,民主政治正是人类政治生活从野蛮状态走向文明状态的一种进步。相反,却把民主的阶级性和民主政治客观规律所要求的运转机制混为一谈,于是简单地把美国的宪政民主机制否定为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因而对如何建立真正保障与实现人民民主权利、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民主政治运转机制考虑不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只是理念、口号、原则,而在实际生活中未能得到很好体现。

  2、对政党执政的认识偏差直接制约着宪政体制的健全

  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年摸索民主政治体制机制之所以艰难,原因还在于我们对政党政治的基本关系和基本规律研究不够。

  由政党来控制国家公共权力,主导国家发展,是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基本现象。政党是推进民主政治的工具,民主政治的框架结构由公民、政党、国家权力三个基本要素组成。政党就其政治本质而言,是阶级和利益群体用以获取自己利益的工具;就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看,政党是阶级和利益群体进行政治参与的组织机构。中国著名的政党政治研究学者王长江指出:一方面,公民通过政党作用于公共权力,政党是沟通民众与国家权力之间联系的桥梁(中介);另一方面,政党代表民众控制国家权力,是民众控制国家权力之手的延伸[18]。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称之为执政党。

  就此,我们可以说,社会、政党和国家之间的三者关系是: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权力按人民意志活动,国家权力运行是为了保证和增进人民的利益。任何一个政党要上台执政,必须以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来取得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和拥护。执政党是代表人民的意志对国家权力的构成和运作施加影响。“执政党处于政治参与和政治管理、政治管理与政治统治的交叉点上,从而便成为这些过程相互转化的关键性条件。”[19]政党执政是在社会——政党——国家三者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中展开的。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凝聚和体现,执政党依法执政,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由此,党的十六大指出: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从建设一个政治共同体角度看,民主政治首先表现为一种国家形态,以现代国家制度为保障。马克思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20]发展民主政治,其根本要求就是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政治原则变成国家的基本制度,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在实际生活中得以充分实现和保障。

  中国共产党上台执政和西方国家的历史途径不一样,这就使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执政的理解带有必然的缺陷。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历程,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是在既定的国家民主体制内运作国家权力,受到既有的国家民主体制机制的约束。而中国共产党是先领导革命推翻旧的国家专制制度,而后领导建设新的国家政权并成为执政党的。新旧中国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国家阶级性质不一样,而且在于旧中国是传统专制的国家,新中国是进入现代民主政治范畴的国家,马克思在比较君主制与民主制时特别指出:“在君主制中,整体,即人民,从属于他们存在的一种方式,即他们的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独有的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政治制度本身在这里不能组成国家。”[21]根据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作为“人民存在的环节”的新型的国家制度,要以宪法形式阐明人民的民主权利,并以宪法为依据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法律制度来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也就是说国家性质的体现和维护,需要在宪法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制度建设。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后,还需要有一个艰巨的国家建设过程,以将人民民主充分体现在实际的国家政治生活中。但是,由于我们对国家政治体制机制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理论上非常薄弱,实践中能够参照的就是苏联,而且将它认作就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因此,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在不完善的国家体制运转中就可能因名不副实而产生形式化倾向。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22]。

  正因为我们对现代国家民主政治体制机制的研究很少,因此我们长期以来把领导与执政混为一谈。政党领导和政党执政是不同范畴的概念,“领导”是指政党对社会的影响与引导,政党通过自身的政治感染力和号召力来动员、组织社会力量与政党一起团结奋斗,实现政党的目标。而执政是指政党通过民主竞争选举的法定途径,受社会委托进入国家系统运作国家权力,以更好地代表、实现和保障社会利益。“领导”要求政党通过各种非权力强制的方式始终与社会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赢得社会的信任、认同和支持。“执政”则要求政党在掌控国家权力后,必须在宪法和法治范围依法运作国家权力,使国家各职能部门能充分履行自身职责,为社会提供必须而充分的公共产品。总而言之,从学理角度看,党的“领导”是属于政治范畴的概念,党“执政”则属于国家法治范畴的概念。

  由于对现代民主政治认识的不足,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厚影响,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能正确区分执政与领导的不同,造成领导与执政的错位与混淆。于是,一方面在国家政权系统运转中,我们以“领导”概念来代替“执政”,忽视国家政治系统中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不同职能和实现有序运转的各自要求,把国家政权系统作为执行党的政治指令的工具。在加强党的领导名义下,政府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党的手里,党对政府的具体事务实行全面“领导”(实际上是全面控制),甚至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由党组织直接代行国家职能。另一方面,在社会领域中,不仅是社会的一切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而且我们又将“执政掌权”看做是体现党的领导,党组织实际掌握各类社会组织的权力资源,全面运用权力意志来指挥甚至命令群众。这样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使党在民主的政治结构中偏离了政党本原的位置,高居于国家和社会之上,对国家和社会形成了最根本最内在的控制关系,造成强执政党、弱国家、弱社会的状况,进而扭曲政党功能,产生党与社会关系的紧张,造成国家生活中人民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实际缺位。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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