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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霞:推进宪政民主关键在党 症结也在党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的深刻变化,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凸显出政治改革的紧迫性。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对健全宪政体制的艰难摸索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的愿望是真诚的,执政六十年来不懈探索建立健全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机制。

  这表明,民主进程中社会大众的情绪是至关重要的。要为民主政治和平进程建立安全底线,需要把调整民生政策与创新民主机制结合起来。首先,执政党要将民生问题、经济问题从政治中分离,通过调整民生政策、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扶持社会弱势群体,平衡社会利益,防止因民生问题而激起民变转化为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突出强调了民生问题,并在近年来大力调整民生政策,着手建立惠及全部城乡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对缓解民生困难、化解民怨无疑起到了明显作用。其次,政策调整的作用、范围毕竟有限,从根本上说为推进民主政治创造平和宽松的社会环境,更需要制度的公平与正义,政策调整要与创新民主制度结合起来,并由民主法治来保障政策效应。因此,执政党和政府要积极培育公民社会,提高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与水平,使执政党、政府能够建立起与社会沟通对话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防止社会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被煽动起“民粹主义”情绪,而出现社会与执政党、政府的对峙乃至对抗的局面。

  值得警惕的是,由于近年来各地群体性事件与信访数量的激增,使得一些执政党党员干部不自觉地回复到阶级斗争思维和硬性强化政治控制的思维,越来越倚赖专政强力来维持“稳定”,法治或者基本被搁置或者成为服从政治需要的工具。目前在有的地方已经显现出政权反应与社会情绪都趋于极端化,社会的暴力化趋势正在恶性升级。西班牙的经验表明,如果执政党高度重视以推进民主来化解矛盾,一方面保障社会民众的基本权益,另一方面不是压制社会不满,而是建立有序宣泄和有效疏导社会情绪的制度性管道,那么执政党在民主政治进程中强化自己的政治主导地位是可以被社会民众接受的。“产生社会不满的不一定是政府的结构,而是治理的类型。对政治制度进行重大改变不会立即引起公众的愤慨,但运用权力来镇压政治活动却是很少能得到宽容的。”[33]

  3、推进宪政改革需要各方在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在事关西班牙人民最根本利益的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并以制度创新来保障改革和平推进,是西班牙和平实现民主转型的关键。

  一是民主政治是不可违抗的时代大趋势,发展民主政治符合全体西班牙人的根本利益。

  西班牙地处欧洲西南部,与西班牙相邻的国家全都实行了民主政体,这对西班牙无疑具有很大的影响。决定是否启动民主改革进程,原国家体制内的政治力量往往举足轻重。佛朗哥在晚年时期做了一些重大决定,默许了从政治限制到有限自由开放的转变,西班牙1966年实行了《新闻法》,1974年12月通过了带有极为严格限制条件的《结社法》[34]。尽管这只是很有限的政治转变,但却“为西班牙此后的政治改革准备了重要的观念上的条件”[35]。佛朗哥去世后,新国王胡安.卡洛斯十分明白,在民主政治中现代欧洲君主制是虚位君主,他只是民族国家的一个象征;新首相苏亚雷兹最明白不改革西班牙就没有出路,就不可能全面达到欧洲先进国家的水平。他们十分明智而谨慎地启动民主政治的进程,并相当艺术地解决了民主改革中的一系列复杂难题。这表明,如果没有体制内改革力量的主导与全力推动,要和平完成民主进程则是相当困难的。

  无论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文明趋势,还是中国社会的普遍民意,民主是人心所向。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问题,并明确地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上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实质是专制主义)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36]。党的第十三次、十五次、十六次、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把民主政治建设作为一个专门问题进行论述,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推进民主政治的积极态度。但问题在于,是否有魄力有能力敢于推进实质性的改革。

  二是对宪政改革的基本路径——和平渐进改革达成一致,并以制度创新去实施和平渐进改革。

  佛朗哥去世后的初期,西班牙政府表现出对佛朗哥主义的继承和持续,而在野反对派则试图促进“民主突变”,他们组织了广泛的示威和罢工,这就使政治上两极对立的情绪在佛朗哥政权体制内和社会民众中都蔓延开来,进一步加剧了政府与社会的对抗。于是,“尽管几乎所有西班牙人都希望和平的渐进改革,但是又有高达80%的人相信,旧执政者的傲慢和固执,使得任何改革都变得不可能”[37],再加上西班牙国内的巴斯克民族分裂情绪和武装恐怖活动,这一切都使民主政治的和平转型显得格外艰难。然而,西班牙人成功了。

  达成和平渐进的改革,首先需要制度创新,以容纳社会中存在的不同政治力量,并通过制度达成并保持政府与社会对话、沟通与合作的畅通渠道,以扩展民主政治的和平空间。从西班牙的经验看,当政治改革快步推进的时刻,“几乎是规律,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刻。由于长久对异议的压制,现在只要出现松动的出口,就怕会引出井喷一样的反应。体制外没有合法的政党,也就没有体制内外对话的沟通渠道。最怕的是内外激进派的相互刺激,形成恶性循环。最佳的途径当然是内外温和派的合作。可是,这样的合作如果没有制度性渠道,就全靠双方的悟性,靠双方在几近不交流的状态下配合,这是何等困难而危险的事情。”[38]新国王胡安.卡洛斯与苏亚雷兹首相一起推进改革,一方面竭力扩大体制的包容性,“把政治反对派们带入旧体制的框架内,一起来展开民主改革的运作”[39];另一方面通过努力促使原佛朗哥体制中保守的军人势力逐步接受政治上反对党派合法存在的权利,从而为政府与政治上反对党派的对话、沟通打开大门,为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社会逐步形成并快速生长,这一方面表现为网络上的社会公众舆论对政府的影响力日益强大;另一方面表现为各类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公民社会生长起来后,执政党、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走向,取决于双方如何给自己与给对方定位。其中执政党与政府的态度对关系走向起着主导作用。如果执政党延续计划体制下的管制型思维,把公民社会看成是潜在的政治反对派和威胁力量的话,则可能以各种方式限制公民社会的生长发育;而一些社会力量则也可能作出相应的激进反应,这就会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对峙乃至对抗的恶性互动。因而,执政党和政府如何对待公民社会,实际上是能否和平推进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之一。

  借鉴西班牙的经验,执政党和政府需要以开放的心胸、平等对话姿态、并以制度改革和创新来与社会达成良好的交流沟通,把社会各方的利益诉求和不同政见力量都纳入体制内进行协调整合。“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实际上,吸收新的团体进入政治体制,意味着该政治体制权力的扩大。”[40]

  达成和平渐进改革,需要执政党与社会各种政治力量都放弃极端化的意识形态及其支配下的极端做法,提倡政治沟通与协商。西班牙有个著名的殉难谷,在那里安葬着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内战中牺牲的双方烈士。在推进西班牙民主政治中,国王与政府宣布反对党合法存在,并积极吸纳他们进入民主政治的和平对话;同时西班牙政府的主要政治反对派——西班牙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都期望不再重演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的流血悲剧,他们都在尊重原体制和政权框架下寻求民主的突破——达成自由选举的国会、推动制定新宪法,实行民主宪政体制。

  无论是西班牙还是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改革实践都表明,要达成和平渐进改革,就需要各方都改变把民主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相互攻讦性思维,而是理性地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着力探索推进宪政建设的技术操作性问题,并且有赖于各种政治力量的共同努力和真诚合作。这尤其需要执政领导力量以高度的自信,理性认识和把握社会矛盾与冲突,以平和心看待部分社会公众表达的不同政治见解和过激利益言行要求,避免因极端思维和极端做法而造成对抗紧张局势乃至发生社会动荡而使和平进程夭折。

  4、推进宪政改革必须确认民主政治基本价值与民主政治规律要求的客观性与普遍性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民主政治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和平管理政治冲突、推进社会进步的政治运转机制,因此民主需要法制;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民主政治则是以保障和实现人的权利与自由为终极价值体现,因此民主需要法治。西班牙各方政治力量都承认民主价值的普遍性,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对和平实现民主政治转型基本做法的共同认识和共同遵守:政府内部改革力量策略地促使保守势力逐步接受政治上反对党派合法存在的权利;举行关于政治改革法的全民公投,以明确社会民意对政治改革的支持;举行大选以组成民主政治基础上的合法政府;各派政治力量聚合一起制定新的宪法,以宪法确认社会公众民主权利并以宪法实施来实现社会公众民主权利;各派政治力量都承认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高世俗权威地位,在宪法范围内开展政治竞争,表达政治诉求和进行政治协商等。

  确认民主政治基本价值与民主政治规律要求的客观性普遍性,意味着不同的政治力量各方都要以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以和平推进民主政治为大局,在需要放弃时舍得并且敢于放弃自身的某些利益要求。没有这点就很难达成理性一致,这对于处于执政地位的主导政治力量来说尤为重要,并且是对执政集团政治胸怀的检验和考验。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引起我们思考:西班牙能够和平实现政治的民主转型离不开国王胡安.卡洛斯的特殊影响力和特殊作用,而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结构都决定了我们没有这样的结构性人物。

  从民主政治发展过程看,经过300多年的时间,事实上在欧洲大陆和拉美大陆上发展出具有不同宗教文化传统背景的民主理念及其模式:新教伦理文化的自由主义民主及天主教伦理文化的承认服从权威与以集体权力制约权威相辅相成的民主。西班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天主教文化国家。天主教认为,政治可以是权威主义(authortarian)的,需要有权威来领导,但从来不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的。在天主教文化中,政治共同体不是一种严格的压制性制度,而是一种变通性的制度安排,它要求的服从能够带来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完善。[41]天主教民主观中对国王权威的理解,使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JuanCarlosI)以一种良好的天主教风格使他的象征性统治与民主结构既相辅相成又有所交迭,共同构成西班牙的民主宪政体制。这一体制结构中包含国王、政党、选举、议会、公共舆论和欧洲式的民主制度[42],这就使国王获得超越社会政治纷争的权威力量来协调矛盾。在西班牙民主进程中,曾经出现过西班牙军人不满民主政治的短暂军事政变插曲,结果国王胡安.卡洛斯15分钟的讲话就化解了危机。

  但中国有这样的超越世俗社会政治歧见的结构性人物吗?当我们在宪政改革进程中出现了这样的危机时刻,我们有类似的力量来进行协调吗?中国没有。中国没有宗教、没有国王。正因为如此,确认民主政治的普遍性价值,就推进民主政治中的重大问题达成基本共识,对于中国和平实现宪政改革就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民主政治的实践表明,“在有些国家中,分歧大于共识时,不仅无法建立起宪政体制,而且宪法本身亦无法正常地发挥作用。……法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自1789年至今,法国已经历了14个政权,有些政权十分短命”。“在法国,大多数人缺乏的不仅是一个稳定的政府,更缺乏的是对宪法的共识”[43]。

  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20世纪以来,走向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政治进步不可改变的历史大趋势。无庸置疑民主政治价值、民主政治规律具有客观性与普遍性,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然民主政治的具体模式却因各国国情而可以有自己的特点。目前党内有的人出于保护和维持某些既得利益的需要,就以民主模式不具普世性来否定民主趋势和民主价值的普世性,并且反过来要把自己已经僵化过时的理念强加于社会民众,打着政治旗号推出貌似“神圣”、“正确”的一些僵化观点来为中国的民主政治设置底线。然而,中国社会民众对这样的僵化教条在心理上早已十分反感,这就非但难以在政治底线问题上达成一致认识,反而使执政力量与社会民众在心理上的相互容忍程度日趋降低,社会政治信任危机日甚,和平推进民主宪政改革所需要的共同心理基础相当脆弱。正因为如此,把形成共识作为和平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条件,以和平实现宪政改革,防止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事件在全国重演为安全底线,就显得尤为紧迫、尤为重要。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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