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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霞:推进宪政民主关键在党 症结也在党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的深刻变化,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凸显出政治改革的紧迫性。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对健全宪政体制的艰难摸索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的愿望是真诚的,执政六十年来不懈探索建立健全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机制。

  总之,西班牙和平实现民主政治转型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需要执政党放开眼界、拓展思想空间,以博大的政治胸怀和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责任感来进一步推进全党、尤其是高层的思想解放,主动积极地领导全党走出战争年代形成的你死我活、极端排斥对立性思维;走出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管制社会型思维,真正形成体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基本规律要求的现代政治思维,不再以极端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政治压力式的简单强制方式去处理社会矛盾和不同意见,而采用对话、交流、沟通、包容、妥协的理念来解决问题,并且以制度化来保障人们不同的利益表达和意见诉求,以制度化、法治化来进行利益协调,以缓解社会矛盾,创造宽松的推进民主政治的社会环境。同时,执政党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探索自身建设的历史转型,使执政党的思想观念、组织形态、运转机制等都更加适应中国社会民主政治不断发展进步的需要,以使自己更好地站在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沿,更好地把握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动权。

  四、推进宪政改革是党在新世纪的历史重任

  从中国文明转型的角度看,推进宪政民主实际上是20世纪一百年来中国人始终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我们民族一百年所有的成就、进步、曲折与坎坷,无不与此息息相关,但这又是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必须过的一道坎,执政党无法回避这一历史重任。邓小平同志在深刻反思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坎坷经历后,从改革一开始就明确地提出要接受教训,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此后他在1986年多次强调过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我们现在越来越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44]”。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并做了明确的阐述[45]。很可惜,1989年到1991年期间中国国内的复杂形势与世界政治格局的急遽变化,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九十年代在快速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淡化回避政治体制改革。于是,计划体制下集权弊端和原有的既得利益还没清除,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又使一些人获得新的既得利益。于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变化中出现“三个快速”的特点:经济快速增长、腐败快速蔓延、社会利益快速分化。这不仅影响着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转化为社会层面上的矛盾与冲突,且出现逐步激化升级的征兆。有学者将此概括为“上层(少数腐败干部)的寡头化、下层的民粹化”。尽管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极不适应于经济变化的要求,然而新老既得利益的迭加更使党内一些人迷恋原有政治权力体制,党内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明显衰减。这不仅使既得利益不断坐大,甚至在某些方面左右政策制定,而且打着政治旗号来绑架执政党与政府,压制社会发展民主政治的呼声。由此,执政党逐步陷入“政绩陷阱”和“转型困局”,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应该说执政党的高层不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也曾经数度努力推进改革,但终究抵挡不住改革的强大阻力,而只能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外围徘徊不前。2000年执政党提出“三个代表”思想时就试图强调深化上层建筑改革[46],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问题,但被某些宣传刻意淡化了;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名,试图把执政党的自身改革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通盘考虑,在决议中提出了一些新的政治改革的设想[47],但这些新的设想后来没能很好地实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一方面强调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另一方面却在“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提法上后退,以“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健全领导体制,[48]”来回避政治改革的深层问题。到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中,再次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以明确权责为重点,完善地方党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健全部门党组(党委)工作机制,健全党对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领导的体制机制。”从提法的后退和到执政党最新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对“改革、完善”提法的并列混用,实际上反映出党内在深化改革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和犹豫不决。同时,尽管执政党内在加强党内监督、干部任用制度改革等方面发出了一系列文件,但由于是在保持原有体制框架不动,特别是不触动不改变原有权力结构前提下的技术操作层面的改进,因而体制弊端只能是越积越多。于是,无论是近年接二连三的进行全党大规模的政治思想教育活动,还是出台一连串文件制度,都无法较好地遏止党内腐败向高层蔓延的势头。在党内,党员干部对这样的教育活动越来越不当回事,党内的思想教育越来越走向表面化形式化;在社会公众,党与政府的社会公信力明显下降。

  政治体制改革无法深化,社会问题矛盾冲突就不断加剧并逐渐显现出危机迹象。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群体事件大幅度增加,群体事件规模不断扩大,卷入群体事件的民众人数动辄成千上万。与此同时,群众越级上访案件从2003年以来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民众信访案件始终在千万件数量级上居高不下。为了回应社会矛盾压力,执政党于2006年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高度,并把如何应对公共危机事件列为提高党员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要训练。但由于传统政治管制思维与之相应的政治高压式运转机制惯性依然存在,执政党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逐渐紧张对峙,社会暴力化趋势蔓延。

  传统的“政治管制”思维习惯于凡事从“政治”(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待问题,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政治或者被宣传为上级(高层)权力对民众的体恤——上级倚赖于权力管制下级,依赖个人用权做善举树立亲民爱民形象,而社会民众也越加认权不认法。政治或者被看作是专政工具在社会的强力运用——一些部门和党员干部倚赖专政工具强制推行权力意图,用暴力蛮横对待民众,于是社会民众也认“力”不认法,以“暴”对暴:或者暴力还击“公家人”,或者暴力自戕自毁自焚以示抗议,最近又发展到暴力残杀弱小,以反社会行为发泄愤懑[49]。

  同时,计划条件下的政治高压运转机制仍然继续的集中体现是,为保障落实“发展是第一要务(实际是GDP数字第一)”、“维稳是第一责任”,层层推行不科学的“一票否决”、“一把手负责”、“责任追究”等做法。GDP数字要越高越好,群体事件、信访案件数字要越低越好,这两个数字的强大压力使各级政府和党员干部不堪承受,反过来形成政府与社会的恶性循环式反应——GDP数字要高就可能罔顾民意,强力推行某些“工程”。而强力做法必然激起民怨,政府花钱买太平与刚性维稳交替或并用。

  巨量的维稳开支大大超出了政府用于民生保障、扩大就业、发展公共医疗教育事业的资金投入,这无助于有效改善民生缓解矛盾,只能应付公共危机但不能化解产生危机的根源。因而不仅是各级政府在快速上升的巨量维稳开支面前财政日益难以为继[50],而且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升级,从群体事件和越级上访发展到一时间各地各类社会暴力行为快速增加。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执政党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刺激和紧张对峙。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催化社会危机和蕴生政治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不仅在于19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而且还在于目前我国政权的部分走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悖离。本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所引发的矛盾,可以通过深化政治改革、推进宪政法治使社会矛盾得以和平化解,但如果执政党内的思维和一些政府走势背逆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那么政治经济之间的矛盾张力日益加大并日趋紧张,就可能在政权反应与社会情绪都极端化的诱导下,导致国家与社会的直接对抗。而这种危险趋势的苗头目前已经显示。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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