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经济在进出口贸易形势严峻、廉价劳动力红利施放完毕、产能过剩阴影挥之不去、就业与通胀双重压力陡增的现实面前，经济转型是十分紧迫与必要的。但一场比经济转型更为深刻、广泛，意义也更为深远的社会大转型，更显迫切。笔者以为，不仅执政党的核心层、中央政府的决策层应充满理性地分析这场社会的大转型，即便是普通公众也要有充分的认知和心理准备，来直面这场歷史性大转型中产生的矛盾、冲突、断裂、挑战和考验！
其实，对于这种歷史性的巨大的社会转型，每一个中国人，无论他属于哪一个社会阶层处于何种社会地位，也无论他年方几何从事何种职业，都是有强烈感觉的。否则，为什么在铺天盖地的短信和微博中，会有那么多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调侃、讥讽、自嘲和无奈。有一“段子”这样写道：房子变大，家庭变小。收入更高，道德更低。学位越高，常识越少。睡得太晚，阅读太少。花费太多，欢乐太少。说的太多，真话太少。
理性看待转型现象
在今天的中国，因为社会在迅速转型，它所产生的剧烈震盪和冲击正在不断“製造”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迹”。这些年在我们周围发生的许多无奇不有的人与事，让我们几乎认不出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了。一切都在赤裸裸地置于充满功利性的目光审视之下，一切都被钉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座右铭上，一切都被绑在风驰电掣追求GDP的“高铁”上……在人们的钱袋越来越充盈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空气水源的严重污染、丧心病狂的製假造假、失效混乱的社会管理、“前赴后继”的官腐民败。曾经养育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这片土地，似乎已承载不下13亿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对发财致富的渴望。如果我们把中国视为一位子女众多的母亲，我相信这位母亲一定会发出这样痛苦的劝诫：“我13亿的儿女们啊，我的乳汁可以满足你们的生存需求，但却满足不了你们无节制贪婪和慾望！”
不过，上面所说的这一切，都还只是笔者与公众对社会转型的感性认识。
笔者以为，社会大转型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也包括了生存环境与社会管理几大方面。首先是在经济上摆脱在劳动力红利消失情况下，既无法在工资成本方面与更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製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的尴尬局面。其次是广大城乡公众出现了更为强烈的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民主诉求。积极回应公众新的民主诉求是决策部门不脱离实际、不脱离社会生产力的唯一途径。其三是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失业与隐形失业加剧了社会不公。其四是过度过快的城市化使城市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环境污染十分严峻。其五是陈旧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已陷入无序紊乱状态。安全（社会治安、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形势严峻。其六是社会道德（含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个人品德）的缺失，使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没有道德的支撑而岌岌可危，法律制度也因没有社会道德的支撑而独木难支。其七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断档和俗文化、快餐文化、感官文化、功能文化的大肆氾滥。
以上这些社会转型现象的存在是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35年之后，积累的矛盾的集中爆发，也是增长机制、发展模式特别是社会管控系统面临重大风险和严峻挑战的鲜明徵兆。早在20年前的1993年，邓小平先生就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对发展阶段性的敏锐判断，也是一惯持务实立场的邓公对现实的承认。的确，转型是一种客观存在。能主动地认识和把握“转型”，挑战就会变成机遇。
将社会挑战变机遇
经济转型说到底是以“物”为主，是“物”的转型，是物质生活的变化与提高；而社会转型说到底则应该是也必须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与自由发展为核心的转型！这种转型意味?全社会要更加注重保证和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保证和维护社会的公正，也要求政府在其所担当的责任与义务更加全面地体现它的服务功能。换句话说，就是国家要把它在组织管控社会的责任要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唯一的标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笔者以为，习近平所说的人民的嚮往绝非仅仅是一种生计的追求，而是“人”在获取幸福的感受，是“人”在社会中找到自己应有位置的过程，更是“人”成就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与梦想时的满足和充实。
这样的社会生活目标看似普通却又极为高远，但它却正是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客观指向。我们应该认清它。
作者：秦晓鹰 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