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中国，曾经进行过一次由执政党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它的发起者是当时党的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而实际主持者是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纵观这场改革的全过程，可以发现，赵紫阳在改革的出发点、目标、具体措施等方面，与邓小平有着重大差别。正是由于赵紫阳的主导，使得这场由邓小平提出的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也正是由于这种双重性质的存在，才使得原本支持赵主持和推进这场改革的邓小平，后来转变了态度，联手党内的保守势力扑杀了这场改革。
这场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可借鉴的东西。特别是在20多年以后，中国再次面临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重新回顾和研究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这段历史，总结它的经验教训，对于凝聚朝野的广泛共识，明确当前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基本方式和约束条件，作出合乎中国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际状况的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赵紫阳与邓小平的两条“政治体制改革路线”
鲍彤先生在他为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写到：“邓小平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双重关系，既是提倡者，又是扼杀者。”[1]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这场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从其后发展的过程看，甚至可以说是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2]”，即邓小平主张的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路线”，和赵紫阳主张的以改变党的执政方式、建设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正是由于这“两条路线”的存在，使1980年代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了双重性质。
只有看清80年代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性质，我们才能准确地为它定位，理解为什么是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自己亲手扼杀了这场改革；也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遗产，和更深刻地认识80年代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原因及历史教训。
之所以说当时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是因为：
首先：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不同；
从1986年邓小平主张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更多地是从为经济体制改革扫除障碍的角度，考虑和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1980年，为了“解决华国锋问题”，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此后，他就没有再过多的关注政治体制改革，而更多的是着眼于经济改革方面，这段时间在他的讲话和谈话中，很少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搞经济改革的出发点是什么？当然是为了救党，救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到文革结束前，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搞经济改革，民众生活不下去，党就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了“优越性”。
1986年，当经济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触及到原有的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和政府管理体的时候，他发现改革遇到了障碍。原有的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党政机构，特别是国家计委及其他主管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很多情况下是体改委在那里搞放权，他们在那里就搞收权；表面上说的是简政放权，实际上却是阳奉阴违；各级党政机构叠床架屋，政出多门，双重决策，严重影响政府的行政效率。这种情况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认为，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为继。[3]
在赵紫阳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过程中，邓小平也一再提示赵紫阳，要注重提高政府效率。1987年5月，他看了十三大报告初稿，对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提出了“说是不搞三权分立，你们是不是也搬了一点”的质疑，强调说：要使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地工作，不能过多干扰行政机构的工作。决定了就办，这是我们的优势，这个优势不能丢。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我们要搞一个什么样的体制？要搞一个增强行政效能的体制，机构要精简。我过去讲过三条，仍然是必要的。民主还是个手段，讲民主必须要和法制联系起来讲，把法制搞起来，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行政机构应该很有效能。这些话表明，邓小平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出发点在于提高政府效能，而不是发展民主。
赵紫阳在谈到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时说：“我认为，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4]
实际主持这场政治改革的赵紫阳，对这场改革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过程。一开始，他与邓小平的看法大体上相同。他在回忆中说：1985、1986年，“我从经济改革方面认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那个时期我一直有个想法：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超前不行，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太滞后也不行。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越深入，党内守旧势力的阻力就越大。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深入下去。而且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改革中遇到的各种社会矛盾，没有政治改革也很难得到妥善解决。”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1986年9月，赵紫阳被邓小平点将，在担任总理的同时，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工作。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赵紫阳代理党的总书记以后，接触政治领域的事情多了起来，他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进一步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路，发展到“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他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这个时候的赵紫阳，经历文革十年的“大彻大悟”，已经对共产党传统的那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恶痛绝，从而转变为一个民本主义者。他认为，政治改革必须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对立的问题，必须解决执政党与民众对立问题，必须解决人民在这个制度没有自由的问题。他说：这时候，“我深深感到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必须从根本上设法解决。而离开知识界的政治参与，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他知道，在当时党内保守势力极为强大的条件下，改变共产党一党专制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另辟蹊径，从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入手，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限制党的权力。他“当时总的想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改变，但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另外，人治的问题要改变，真正做到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他说，“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我那两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总的观点”[5]，即他设计和推进政治改革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