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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关于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历史经验

鲍彤一书中写到:“邓小平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双重关系,既是提倡者,又是扼杀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这场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从其后发展的过程看,甚至可以说是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

  其次、邓小平与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上有重大差别;

  推动这次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的目的在于兴利除弊,试图在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变的前提下,革除体制中的官僚主义弊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他为政治体制改革规定的目标有三条: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6]

  不错,邓小平在一些场合也谈到过民主,特别是在80年代初期,他多次提到要扩大党内和社会上的民主,废除家长制,肃清苏联影响的问题。但如果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势必要触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而“邓的信条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允许挑战,高度集中的集权政治、专制制度是他特别欣赏和喜爱的。因而他讲的民主,废除领导人特权,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是空话而已。当他感到形势逼人、专制体制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连这方面的事也不会谈了。”[7]

  邓小平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在中国搞什么民主,相反,他认为,在中国,是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乱糟糟什么事也办不成。为了维护稳定,要充分利用专政这个武器。“邓非常欣赏和喜欢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那种集一切大权于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集权统治的政治体制,厌恶和鄙视分权制衡的制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凡事只要一下决心,就能够不受牵制地立即执行,这是我们的优势,要保持这个优势。“邓把不受牵制,不搞制衡,权力绝对集中,作为我们总的优势。”[8]

  正是基于这种看法,1987年5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时,明确谈到: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凡是影响稳定、正常秩序的东西都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口号应该是效率、稳定,而不是民主。

  受命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和主持这项改革的赵紫阳,其指导思想与邓小平的看法,却是有不同的,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只能是发展民主。据他的前秘书李湘鲁[9]回忆,早在1980年9月,赵紫阳就明确谈到“发展民主”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还应该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必须十分珍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对社会主义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的起点,请注意这一点……”[10]。后来在1987年2月14日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会议上,他更明确地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觉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人类社会的民主应该是越来越发展,一些条件不具备我们可以说清楚,但绝不能让人感觉到共产党害怕民主,不敢讲民主。”

  这个时候的赵紫阳,作为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他不可能不考虑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不可能直接挑战邓小平的权威,违背邓为政治体制改革划出的框框,而只能在这个大的框架下,尽可能将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引导到改变党的执政方式、限制党的无限权力,扩大人民参与,为今后走向民主政治创造条件上来。他从研讨的一开始,就接受了鲍彤和研讨办公室的提法,同意将“建设高度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他也赞成鲍彤和中央政改办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是“实现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正是由于赵紫阳的主张和支持,这“两个转变”基本上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共识。为了让邓小平能够接受,赵紫阳、鲍彤和政改办在研讨中,在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上搞了个折衷,这就是后来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的表述: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这样,既体现了邓小平要的效率,也体现了赵紫阳的主张,要搞民主。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也总结了他那几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并说:“这些想法有的已见诸文字或谈话,更多地已经写进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当然有些不能写得那样明确,有些当时还不能写进去。这就是1986-1989那几年我对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形成的概念,即执政的地位不变,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也就是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许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同时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把宪法已经原则规定的许多好东西通过具体法律一一落实。”[11]

  第三:赵紫阳主持实施的改革措施远远超出了邓小平划定的范围。

  在改革研讨之初,1986年9月,邓小平就为这次政治体制改革划定了内容,他说:“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的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12]此后,他又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谈到这几个方面的内容。

  从赵紫阳所作的十三大报告第五、六部分及《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为这次改革规定的内容中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第一条,就是“党政分开”。但报告对“党政分开”的解释是:“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赵紫阳对“党政分开”的这一阐述,与邓小平以解决多重领导、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的“党政分开”的重大不同在于,强调党的活动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强调“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强调党不再“领导一切”,而是转变为现代政党政治通行的执政原则:实行政治领导,即“出主意、用干部”,通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党的主张。另外,在十三大报告中,还提出了在除人民代表大会之外的国家机关中取消党组、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审判、依法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提出了“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和建立人民监督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出了“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规范,逐步做到: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13]等一系列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又对实现这些方面的改革一一提出了具体措施。中共十三大之后,赵紫阳在领导经济、政治改革的过程中,又相继提出了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廉政建设、在建设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建设民主政治新秩序等问题。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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