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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关于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历史经验

鲍彤一书中写到:“邓小平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双重关系,既是提倡者,又是扼杀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这场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从其后发展的过程看,甚至可以说是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

  从这个方案中可以看出,它已经完全超越了邓小平主张的行政改革的范畴。这个方案虽然目标有限,内容有限,程度也有限,并且只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但从总的方向说,它符合世界民主潮流的大势,符合中国广大民众对实现民主宪政的期盼和要求,也符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在那个短暂的时期内,它创造了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打破了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格局,强调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削弱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取消党对文化的审查制度,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协调解决社会矛盾;取消党对司法的直接干预;通过建立公务员制度来淡化党管干部;探索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以及建立党内民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规则等。从大的方面讲,在赵紫阳主政的那几年,中共的一党专制在逐渐削弱,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也在逐渐弱化,而民主和法治建设逐步开始走上正轨,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也有了相当进展,党内政治生活开始走向民主化制度化,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改革开放的情况也在逐渐改变。因而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是有益的,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的。

  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所做的这一切,六四之后大都被邓小平和党内的保守势力所中止,甚至进一步退两步。赵紫阳的大部分主张也被作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证据,全盘否定。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邓小平和党内保守势力,看到了赵紫阳所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大大唤醒了民众的公民意识与权利意识,发展下去有可能危胁到中共的一党专制;看到了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大超越了他们所能许可、接受和容忍的范围,任其发展下去,“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据《李鹏六四日记》记载,1989年5月19日上午,邓小平在他家中召开有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及除赵紫阳外的其他中央常委、中央军委负责人参加的会上说:“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指邓小平)和赵紫阳。”“赵紫阳是说得多,做得少,历来借我的名,搞自己的一套,借改革开放搞自己名堂。”[14]其中“说得多,做得少”这话不客观,但后面那一段用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我认为,倒是并不算错。

  这一事实也可以从反方面证明,赵紫阳所主持操作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再是邓小平所主张的那个“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赵紫阳真的中规中矩地按照邓小平的那一套行政改革的路线,来搞“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这场“改革”很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至少不会导致后来改革被中止、他人被撤职的结局,但,那就不是赵紫阳了。

  从方案设计开始,直到1989年的六四,政治体制改革被镇压的枪声所终止,赵紫阳和他的部下们在发展民主政治、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方面,方向是明确的,态度是坚定的。就在最后的那场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斗争中,赵紫阳也从没有放弃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决解决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并试图通过和平解决这场学潮,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在五四亚行讲话中提出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是在和平条件下,在中国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解决社会矛盾,应对社会突发事件和冲突,防止其进一步走向激化和对抗,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一条最好途径。这条途径,一反中共过去处理党内、国内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中共党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部分坚持改革开放的领导人要求以民主立国和依法治国的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全新的治国理念。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

  1980年代这场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它的实际主持者是赵紫阳,而不是邓小平;改革实践中所施行和准备施行的一系列措施,也是按照赵紫阳、鲍彤们的主张进行的。有鉴于此,我为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位是:它由中共党内一批有远见、有民主意识的开明领导人主持进行的使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变、由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向宪政民主体制转变的一次有益偿试。它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中国的改革,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留下的影响和意义却不可低估。

  那么有人会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既然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与邓小平的看法相左,为什么邓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时,会表示“完全赞成”十三大报告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支持赵紫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这也很好理解:第一,赵紫阳主持制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其中体现了邓小平的“效率、活力、积极性”的主张;第二,赵紫阳提出的改革方案,大都有党的传统说法和邓小平过去讲过的话作为依据,特别是以邓小平1980年的8·18讲话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在发展民主方面,80年代初讲过许多话。虽然这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时他不再讲这些话了,但赵紫阳、鲍彤们把邓小平的这些“压箱底”的东西翻出来,写到方案里,邓小平也不好说错,他总不能自己反对自己;第三,邓小平同意改革方案中按赵的主张去写,但不一定真的同意赵紫阳去做。本书前面谈到过,当赵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民主党派在人大设立党组时,邓就让人给赵传话说:“讲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只是讲讲而已,怎么能当真?”[15]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并没有意识到赵紫阳发展民主的主张会有那么大的动员力和影响力,它唤醒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导致了1989年的民主大潮,直接危及到了中共的一党专制制度。

  六四镇压的发生之后,邓小平坚持“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改”,说明他仍然不承认报告有错;但是此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却偃旗息鼓,“一个字不提”,又说明邓小平看到并且惧怕赵紫阳这套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与措施可能发生的后果。此后,他虽然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了“谁不搞改革谁下台”,但也仅仅指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则只字不提。这种“跛脚的改革”,直接导致了以后20年市场化过程中公权力的腐败、权贵利益集团的产生、政府公信力不再,党的执政合法性根基流失。这种情况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邓小平消极接受六四的教训,政治与经济改革“一手软、一手硬”的必然恶果。

  二、由执政党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它是由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表面上看也是由中共中央主持的,但也只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1989年6月,政局的突然变化,打断了这场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进程。许多已经开始的改革被迫中止,许多已经在拟议中准备出台的改革措施胎死腹中。在此后的几年里,已经实施的许多改革又重新回到起始点,甚至进一步,退两步。这场政治改革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当时中共党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实力对比和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党内保守力量力图扭转十三大改革开放方向的结果。

  这场改革失败,客观原因当然是主要原因,总起来说,就是赵紫阳说过的一句话:改革的力量不够。具体分析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态度的变化是关键因素;

  本书前文曾经分析过,在80年代的中国搞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是个关键因素,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6]。

  1970年代后期,再次复出的邓小平逐渐在中共党内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这种权威虽然远不如毛泽东当年那样一言九鼎,党内还有陈云、李先念等老资格的领导人与之分庭抗礼,但随着邓所推动的经济改革的发展和深入,邓小平的权威日重。在形式上他并没有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在党内的话语权逐渐大大超越了其他元老,成为中共党内第一人。当时,由于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不同,中共党内形成了以主持一线工作的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及以陈云、李先念等为代表的元老派两支不同的政治势力,被外界称为党内的“改革派”与“保守派”。而主张既要搞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就成为凌驾于两派政治力量斗争之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砝码。在整个80年代的历史当中,中共政治路线上的几次大的摇摆,都与邓小平态度的变化有关。[17]

  邓小平是80年代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者和推动者,他为这场改革确定了目标和内容,也划出了底线。而他选定来设计和操作这场改革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却并没有使这场改革局限于邓所主张的行政改革范围,而是把改革的重点放到了推动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上来。当1989年邓小平看到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催发了民主大潮,赵有可能利用这场民主大潮,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甚至有可能危及到中共的一党专制的时候,这就触犯了邓的底线。

  作为改革开放推动者的邓小平,与党内元老陈云、李先念等保守势力,在对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态度上有着很大差别,在个别时候甚至是对立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和他们后来在对待六四学潮和扼杀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站到一个阵营里。因为,在维护共产党一党专制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并没有差别。这种结合,反映了党内传统的政治势力不甘心放弃旧的统治方式,坚持维持极权统治的坚定态度。

  所以,我认为,邓小平与赵紫阳两种政治体制改革“路线”之间的重大差别,是邓小平出手中止这场改革的根本原因。虽然这场改革是邓自己提出并发动的,但当他一旦发现它的主持者赵紫阳已经走得太远,赵主张的民主和法治的“路线”可能危及到中共一党独裁体制的时候,他只有与党内保守势力联手,将它扼杀掉。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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