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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关于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历史经验

鲍彤一书中写到:“邓小平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双重关系,既是提倡者,又是扼杀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这场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从其后发展的过程看,甚至可以说是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

  第二、党内高层保守势力的强大;

  中外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是在改革力量与反改革力量的博弈中进行的,都会遇到守旧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抗和阻挠,这种情况已经被历史所反复证明。六四镇压决策的成因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被扼杀的动因是复杂的。在这其中,除了邓小平的因素以外,党内高层的保守势力伺机而动,推波助澜,也是一个极为重要原因。

  回顾1980年代整个改革历史,可以看到,当时党内高层中保守和反改革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对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阻挠也是不遗余力的。从1986年10月研讨和制定改革方案的时候起,高层的保守势力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挠和破坏就已经开始了。尽管有邓小平的“尚方宝剑”,方案设计仍然不断受到党内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干扰和阻挠。先是1986年底胡耀邦被迫辞职和“反自由化”的风潮,就开始有人往赵紫阳和鲍彤及政改办身上泼污水,说政改办是在搞“自由化”;后来又是邓小平看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稿后,说“是不是也搞了点三权分立”;就是最后到了十二届七中全会上,对《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争论仍然很大,思想难于统一,赵紫阳不得不放弃了在全会上通过这个设想的想法,最后改为“原则同意”。赵紫阳后来回忆说:“要真正着手政治体制改革难度非常大,党内那些老同志几乎没有人支持这种改革。所以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首先,包括邓小平和一些老人,他们虽然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体制上看法却基本一致。都不主张改动原有的政治体制。生怕政治体制上的任何真正的改革,会向共产党的权力挑战,会削弱共产党的权力,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18]

  中共十三大换届以后,在主持一线工作的五位政治局常委中,有了两个极为顽固的保守势力代理人李鹏和姚依林,这使党内保守势力有了直接插手,影响、干预赵紫阳主持的中央工作的可能,高层内部保守势力与改革力量的斗争就开始更加表面化,尖锐化起来。赵紫阳是中国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线操作者和主持者,党内保守势力知道,要扭转改革的方向,必须把赵搞下台。读者想必记得,在胡耀邦被迫辞职以后,党内保守的元老们就希望推出邓力群当总书记,作为他们在一线的代理人。这个企图因邓小平选择了赵紫阳而没有实现。中共十三大之后,他们选择的邓力群被差额选举差掉,他们认为是赵紫阳搞的鬼,心中更加怨恨。李鹏、姚依林进入中央常委会,使他们在中央一线班子中有了代理人。他们知道,只有搞掉赵紫阳,他们的代理人才能掌控中央的领导权,扭转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因此,他们从没有放弃搞掉赵的努力。

  1988年底到1989年初,当邓小平提出的“物价闯关”遇阻,赵紫阳被迫承担责任之后,党内保守派元老李先念、王震等人抓住机会,开始在邓小平面前大进谗言,要求邓撤换赵紫阳,刮起“倒赵风”。特别是1989年4月学潮起来之后,他们知道机会来了。李鹏,姚依林利用邓小平害怕民主大潮、担心危及党的统治地位的心理,先是推动邓给学潮定性,然后又一步步把学潮推向死胡同,导致邓最后做出武力镇压的决定。他们站在与赵紫阳的“民主和法制”主张对立的立场上,以赵紫阳“支持动乱”为由,借助邓小平的力量,搞掉了赵,制造了六四血案,也打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终止了赵紫阳主导的这场使中共向民主政党、现代政党转型的偿试。

  第三、党内中高层普遍缺乏“从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思想基础;

  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党内的思想准备远远不足,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层干部普遍严重缺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从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思想基础,因而改革没有得到全党,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理解和支持。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中共的极权体制与公权力的腐败尚未发展到当今这种严重的程度,各种权贵利益集团也还没有形成。当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党内中高层中所遇到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方面的还相对较小,大都还是来自于观念层面。

  赵紫阳说:“我深感政治体制必须相应地进行改革,当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根据中国国情,逐步地实行民主的、有监督的共产党执政制度。权力绝对不能垄断,权力必须有监督,人民群众有这样的要求,形势有这样的需要,十三大也原则上提出了这样的改革。”[19]但是,在当时能够形成这种观念的人在党内中高层中少之又少。

  当时党内的中高层干部,大都是在中共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下被培养和成长起来的。他们习惯于“阶级斗争”,习惯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习惯于“舆论一律”,习惯于依靠行政手段而不是法治手段去进行国家和社会治理,习惯于原有的那套高度集权的一党专制体制,习惯于同这种体制相适应的那一套理论、观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领导”与“执政”、法治与人治、专制与宪政等理念方面的意义与区别。一句话,当时在党的中高层干部中,还基本上没有现代政党所应有的执政意识,远没有形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需要的思想基础。

  1987年6月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在党内下“毛毛雨”,重新发表了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也大大加强。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进行了透彻的阐述,并要求全党进行学习,统一认识。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总共只进行了短短的几个月。强大的历史惯性、体制惯性和思想惯性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得到扭转。此外,受几个月前还在进行的那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影响,政治体制改革刚刚还是政治禁区,“自由化”的帽子还在党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和一些保守派领导人手里拿着,准备随时给人戴上,这就使得“宁左勿右”的思想在党内仍然有巨大的市场。这些情况都导致党内,特别是中高层干部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准备严重不足。

  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在赵紫阳的主持下开始实施,但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受到党内相当一部分中高层领导干部的明拖暗抗,阻力重重。特别是在党政分开、建立公务员制度、新闻改革、社会团体独立化、人大中的党派活动、以立法方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等方面,不能不说是步履维艰,有的甚至被篡改或变形。一些改革措施首先党中央各部门就不配合。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组部在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方案中,取消十三大报告中“将公务员分为政务、业务两类”的划分,牢牢抓住主要干部的任命权不放。地方党委的改革同样如此。中央一层的政法委撤销后,地方各级迟迟不动;基层党组织属地化几乎被搁置。党内的这些阻力,最根本的,是观念和利益的问题。几十年传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观念,强大的体制惯性,及权力集中于党组织给党的各级干部带来的利益,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改革的阻力。

  第四、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的权力并不稳固,且有脆弱性;

  从表面上看,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持者赵紫阳,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掌握着主持中央工作的大权,但实际上,在中央高层,他的力量是十分脆弱的。80年代党内高层的特殊情况和政治态势,决定了以他为首的改革力量无法真正掌握中央的人事权、决策权和执行权。因为,赵紫阳要推行任何重大问题都要经过中央常委讨论,必须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而且都要通过中央各个职能机构去执行。

  80年代初,是邓小平亲自点将,把赵紫阳从四川调来中央工作。在此后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邓与赵的配合基本是默契的,在邓的支持下,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操作也是成功的。此后,邓小平再次点将,由赵紫阳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工作,并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央总书记。作为党内最具权威的元老,邓小平是凌驾于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上的一个特殊的存在。赵虽然当了总书记,他要把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下去,仍然需要邓小平的支持。没有邓的支持,赵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当然,从实际情况看,在1989年初以前,邓小平对赵也一直还是支持的。

  但是,并不是有了邓小平的支持,赵紫阳就可以放开手脚,没有顾忌了。邓小平的支持,有他的政治底线,这个底线,就是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危及党的统治地位。由于邓小平在“垂帘听政”,赵紫阳在实施改革过程中,要时时顾忌到邓小平的这个底线,防备保守势力的明枪暗箭,这就使他不可能放开手脚。

  从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以及《李鹏六四日记》中可以看到,中共十三大后进入中央常委的李鹏、姚依林这两个党内保守势力在中央常委中的代理人,时时在对赵紫阳虎视眈眈。在“物价闯关”失败以后,他们就试图以“决策失误”为名嫁祸于赵紫阳;从学潮一开始,他们对赵紫阳的主张就是持怀疑和不合作的态度;他们通过各种小动作,以各种方式对邓小平的决策施加影响,企图借用邓小平的力量搞垮赵紫阳。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的位置不可能是稳固的。他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要考虑到邓小平的反应,考虑到会不会被保守势力抓住把柄。他必须十分谨慎小心,甚至用“如履薄冰”来形容也不为过。

  中央各主要部门负责人不得力,是赵紫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十分头疼的问题。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以后,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党内保守势力借机掌控了中央各要害部门。十三大前后,赵紫阳为了改变这种格局进行了巨大努力,比如借助邓小平的力量,改变了长期由邓力群掌管宣传舆论大权的局面,撤销了邓主管的中央政策研究室等,但中央组织、宣传等部门由保守势力所掌控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那时候,中央组织部长是宋平,宣传部长是王忍之,都是保守势力的主要干将。赵紫阳没有,也不能形成自己的改革派的核心班底。在保守势力的压力下,他既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安排自己瞩意的改革派干部担任关键部门的重要职务,也没有可能把那些占据重要岗位但成为改革阻力的干部撤换掉。1996年在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赵紫阳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六人小组’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到几个老人那里听取意见。小平、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毛主席当年也是这样。‘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这是无法改变的。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对宣传部长王忍之我很不满意,我还骂了他一次。我只能骂骂而已,我换不了他,因为有人支持他。”[20]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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