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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关于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历史经验

鲍彤一书中写到:“邓小平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双重关系,既是提倡者,又是扼杀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这场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从其后发展的过程看,甚至可以说是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

  第五、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派没有得到社会力量的响应和支持。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赵紫阳主持的搞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来自社会力量的真正理解和支持,形成有效的朝野互动。

  由于在当时条件下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敏感性,赵紫阳一方面要防备来自党内各方面的明枪暗箭,同时也要防止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吊高社会上民主化的胃口”,影响社会的稳定。因为一旦“过分迁就民主化的情绪”,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就会成为党内保守派攻击、甚至中止政治体制改革的口实,甚至影响到他个人的地位的稳定。他的个人地位问题当然不是他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但他的地位变化将直接影响到他要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就让他不能不重视这个问题了。

  正是因为考虑到这种情况,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操作不得不相对封闭,再加上保守势力的虎视眈眈,又必须和邓小平“保持一致”,这些因素致使赵紫阳、鲍彤等政治改革的主持者没有,也不可能把有些改革措施的意图对党内、对全社会公开,说得那么明确、那么直白,致使社会上的改革力量对此缺乏了解,朝野严重缺乏互动。

  从另一个角度说,由于中共高层政治生活的不透明,社会上的多数知识分子和民众并不了解赵紫阳主持的执政党中央内部围绕改革产生的激烈斗争,不了解赵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所面临的艰难局面,和他所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对赵主持政改的推进缓慢有怨气和不满,在有些时候赵甚至和邓小平、李鹏等一起成为民众发泄不满情绪的对象。这就使赵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得不到社会上的广泛响应和支持。1988年底到1989年初,社会上的急进民主派发出一个又一个的上书,一个又一个的呼吁,使得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赵紫阳受到日益加大的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他面临“倒赵风”,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压力下,他不得不谨慎小心应对,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另方面,他又要面对社会上日益高涨的民主要求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是他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助力,但也是他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必须维持社会政治局面基本稳定的一道难题。这个时候的赵紫阳,用一句不敬的中国俗语来形容,真的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了。

  特别是在1989年5月17日之前的那段时间,赵的亚行讲话许诺与学生对话后,由于李鹏等人的掣肘,中央常委内部意见无法统一,对话无法兑现时,学生们发动了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这种做法不但把主持中央工作的赵紫阳逼到了墙角,让他的“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更难实现,使李鹏等人的强硬主张更显得理直气壮,而且成为邓小平下决心拿下赵、实行戒严的理由。19号以后,当学生们知道中央内部这种激烈斗争的情况时,已经迟了。

  尽管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尽管后来邓小平有“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改”之说,尽管党内的许多有识之士、党外的广大知识分子、各阶层民众多数支持执政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由于关键时刻邓小平政治态度的变化导致党内改革与反改革力量对比变化、对学潮的武力镇压,以及此后形成的政治高压等复杂的政治因素,再加上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无法充分的“接地气”,形成朝野的有效和及时的互动,在关键时刻得不到来自社会力量的有力支持,赵紫阳很快成为“孤家寡人”,他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很快被中止,中共党内主张进行政治改革的力量在与强大的传统政治势力的博弈中败下阵来,也就成为必然。

  三、关于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主观因素

  总结一场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改革的失败原因和经验教训,仅仅从客观方面进行还是不够的。虽然说中国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主要是由的党内各派力量对比等客观原因所致,但这场改革的失败也还有其指导者主观方面的因素。虽然这些因素不可能改变事情最后的结局,但起码对改革进程和事态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赵紫阳对邓小平过于信赖,对邓的态度转变估计不足;

  邓小平是一个老辣、坚定、政治手段强硬的实用主义政治家,在政治上他有自己的底线,在用人上,他同样极少受个人感情左右,而是一切以政治利益为先。胡耀邦曾经对他,对老人集团重返政治舞台有恩,但1987年初他对胡耀邦问题的处理并没有顾忌这一点;杨尚昆是他的主张的忠实执行者和在军队的代理人,但后来90年代他对杨尚昆、杨白冰[21]问题的处理同样出手果断。这些都证明,在邓小平那里,政治问题是从不掺杂感情因素的。

  作为党的总书记,中央工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持人,赵紫阳对邓小平的这一政治性格,似有认识不足。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赵紫阳是依靠邓小平的信任和支持,从四川到北京,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一路走过来的。长期的改革实践中邓小平对他的支持,似乎使他对邓产生了一种过份的信赖。他自信自己是了解邓小平的,邓小平对他也是了解的。虽然他知道,邓对他的支持是有底线的,他也自信自己能把握好这个底线。但从当时和后来披露出来的实际情况看,他还是过高地估计了邓小平对他的信任,过高地估计了他主持下的中央对整个局势的掌控力。实际上,以往邓对他的支持,不是对他个人的支持,而是因为他能坚定地执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主张。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他会不会继续得到邓的支持,要看他主持的改革实践会不会触及邓的政治底线。当1989年5月局势的发展触及到了邓的底线,邓就果断出手,在镇压了那场学潮,中止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赵紫阳也因抵制戒严,反对武力镇压,而被邓小平废黜。

  即使到了最后的关头,赵紫阳仍然希望邓小平能改变动用军队的主张。在1989年5月18日,邓小平作出戒严决定的第二天,他致信邓小平,再次陈述自己修改4·26社论的的意见,希望邓予以考虑[22]。当然,这一方面说明赵仍然想为学潮的和平解决作最后的努力,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也说明赵此时仍似乎还没有最后看透邓小平。直到被软禁几年以后的1996年,他在与杨继绳谈话时,依然认为“‘六四’前邓对我是信任的”,认为“小平和我分手没有耀邦那么长的过程,只是‘六四’”,邓小平说他是“自己暴露的”[23]。他在自己的回忆录《改革历程》谈到他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时,仍然认为邓是“误会”[24]了他。

  事实并不是如此。实际上,邓小平对赵紫阳的态度变化并不仅仅、甚至主要不是因为他与戈尔巴乔夫谈的那番话。邓对他的信任在1988年下半年以后,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李鹏六四日记》中透露了李与丁关根的一次谈话,谈到了邓小平对赵紫阳态度转变的过程,笔者认为这一记载是真实的。李鹏在1989年5月28日日记中说:“晚上,我和丁关根同志谈话。他对小平同志的想法比较了解。丁关根对我说,去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同志找邓小平同志,谈了赵紫阳的一些问题。小平同志当时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但由于影响太大,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今年一月份,小平同志同你谈话,讲了‘格局不变’,就是还不要动赵紫阳的意思。耀邦逝世,学潮起来,4月25日小平同志与你们谈话,为动乱定性,态度明朗。但有人颇有怨言,邓为此发了脾气,说关键时刻我不能不出来讲话。5月17日上午,先念同志去小平同志处,与邓谈话,虽然已有让赵下台的意思,但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下午开会时,听了你们的发言,看你们态度坚定明朗,小平同志才作了戒严决定,批评了赵,但还没有说格局要变,要赵下台。到5月19日,因赵主动辞职,要撂挑子,小平同志和陈云、李先念、彭真等几位老同志一起商量,才下了最后决心,让赵紫阳下台,并建议由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25]这段记载表明,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早在1988年下半年,这种信任就已动摇,他就“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后来邓几次说“大格局不变”,并对赵说什么要他“搞两届总书记”,什么要“把军委主席交给他”,都只不过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替换,下不了最后决心的缓兵之计而已。后来耀邦逝世之后,学生要求为耀邦正名,赵紫阳认为“没有理由不同意学生悼念”,这让邓小平“更加看清了赵紫阳这个人”。此后,赵紫阳不同意对学潮的定性,提出修改4·26社论,反对戒严,就促使邓小平下了最后决心。

  二是改革力量对围绕改革进行的党内外斗争复杂性和残酷性仍显认识不够,准备不足;

  这场改革是对原有政治体制进行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带有根本性的变革,改革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极其复杂。这其中,党内各种力量对改革的承受能力与社会上对改革的迫切要求之间、党内保守的元老集团及他们的代理人与改革力量之间、党内改革力量与社会上的改革力量之间、党内高层领导人之间、党内各主要部门之间,乃至社会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无不充满了各种分歧和矛盾,有些甚至是不可调和的。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相互制约,盘根错节,构成了改革的复杂性。在20多年后的今天回头看,纵然主持改革的赵紫阳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能够通过他的努力将许多矛盾冲突缓和乃致化为无形,但是他仍然对一些重大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对一些偶发事件产生了现在看来是较为明显的应对失误。

  赵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干部,经历过战争时期,也经历过建国历次政治斗争和文革,他对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都会有相当的认识。但是,在担任代理总书记和总书记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也许是由于邓小平对他一直支持,也许是由于他能够对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障碍较为轻松的化解,使他在应对党内保守势力的政治对手时有些过于自信和轻敌,在个别时候对形势产生误判。这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89年4月胡耀邦追悼会之后,许多人建议他不要去朝鲜访问,但他坚持认为追悼会后学潮应该会慢慢平息,留下了处理形势的三点意见后,仍然坚持赴朝[26],结果让李鹏等人抓住时机,向邓小平汇报,导致4·26社论的发表,失去了平息学潮的最佳时机。

  另外,对于中共十三大后国内政治局势发展的复杂性和严重性,赵紫阳、鲍彤及中央政改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们也同样存在估计和准备不足的问题。十三大的召开,和各项改革方案的提出,一开始民心还是比较顺的。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价格改革遇阻,政治改革也困难重重。经济虽然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但物价上涨幅度仍然较高;价格双轨制的漏洞、对公权力缺乏制度约束和舆论监督所孳生的腐败,引起民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为人们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但也让一些人产生了对民主发展的急进要求。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逐渐尖锐起来,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

  对这种情况,赵紫阳、鲍彤和他们的部下们看到了,并组织了社会突发事件问题研究,也预见到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27]。但现在回头看,当年对这项工作似乎重视程度不足,没有把它作为一项重中之重的课题抓紧抓好。而且,对策性研究也没有开展,特别是没有对可能出现的党内矛盾激化做出预测,并把它与社会动荡的过程与后果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做出真正能对解决社会动荡、同时也避免党内矛盾激化提供操作层面上的应对预案。

  1988年底之后,党内保守的元老势力刮起“倒赵风”,李鹏一伙也在政治局内部发动向赵紫阳的进攻。特别是后来围绕处理学潮的两种方式的对立,使党内高层内部的政治斗争更加表面化、尖锐化起来,赵紫阳的地位受到空前的挑战。这个时候,赵紫阳的地位问题已经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关系到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能否进行下去的关健因素。如果当年能意识到这一点,在小范围内组织力量,把党内外局势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摊开来,进行研究,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些处理预案,对事态的发展也许会有相当的正面作用。虽然形势的变化是复杂的,预案不可能做得那么具体,而且也不一定能改变事情最后的结局,但起码不一定会发生先是被社会上的急进民主派、后来是被李鹏一伙一路牵着鼻子走的情况。

  当然,这些只能是后话。当时党内高层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赵紫阳、鲍彤们面临的政治环境,使他们不可能放手把党内高层斗争摆到桌面上,在政改研究室这样一个中央正式机构中进行研究。当时出现的“小舰队”说法[28],已经让赵紫阳、鲍彤们警惕、避嫌。之前的“动乱问题研究”没有展开和抓紧,没有与党内斗争相关联,大概也与此有关。但是,现在回头看,在学潮爆发以后,党内高层内部保守势力同改革力量围绕处理学潮问题斗争的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李鹏一伙已经打定主意要搞赵紫阳下台,赵不下台他们就得下台。他们不顾客观事实,戴着“阴谋论”的有色眼镜,在胡耀邦追悼会后不久就置疑是“赵紫阳发动的学潮”,“目的是打邓倒李保赵”[29];后来又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直接把“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指挥部”、“坏人”、“动乱黑手”、“阴谋策划”的帽子戴到了鲍彤及其部下头上。赵紫阳、鲍彤们谨慎也好,避嫌也罢,都改变不了他们的政治对手的决心和这场政治斗争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应不应该、可不可以放手一搏?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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