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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关于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历史经验

鲍彤一书中写到:“邓小平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双重关系,既是提倡者,又是扼杀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这场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从其后发展的过程看,甚至可以说是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

  三是改革的指导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应对失误;

  即使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成熟的政治家,在历史关键时期,面对纷乱复杂的政治形势,也未必就会应对的滴水不漏。回顾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实施,直到1989年六四前这段时间,赵紫阳在大的方面事情上处理游刃有余,但在一些问题上处理也有失误。比如在政治体制改革指导和推行方面,没有按照十三大报告确定的原则坚持到底,推进的力度也嫌不够。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是中共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是在中共党内具有最高约束力的文件。在其实施过程中,十三大报告应该成为赵紫阳、鲍彤们手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最有力武器。他们应该有可能以此为依据,变软约束为硬约束,加大力度,强力推行。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寄希望于各部门、各省市自觉贯彻。面对重重阻力,他们在一些问题上做了让步。比如,没有能顶住来自保守势力方面的压力,在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问题上,默认了中组部取消了公务员分为政务、业务两类的划分。这本来是十三大报告中规定的,以全国党代会已经通过为由,应该是可以顶住的;又比如,中央政法委撤销之后,应该比照中央的做法,要求地方各级全部撤销政法委。

  对1989年学潮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有失当之处。这其中,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应该中止访朝之外,还有从朝鲜回来之后,没有立即追究李鹏等人对4·27大游行处理不当之责,反而被李牵着鼻子,落入追查其子“倒彩电”的陷阱,失去了处理大局的主动权;在与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本想为邓小平做一件好事,却没有料到这个谈话公开之后的产生的负面效果,等等。这些问题处理上的失当,也许不能改变事情最后的结局,但起码对改革进程和事态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四是在舆论宣传指导方面发生失误,一些关键时刻导致不良后果;

  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这一原则从方向上说是正确的,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在复杂的改革过程中,透明度、公开性又是一把双刃剑,在某些情况下会造成相反的“给改革添乱”的结果。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改革过程中,公开化也要有所选择,有所为有而所不为。但遗憾的是,由于条件、环境、经验的限制,改革的领导者赵紫阳和他的助手鲍彤,以及中央政改研究室的“高参”们,当时都对这种“双刃剑”的作用认识不足,从而导致了在一些关键时刻上的舆论引导失误。1988年8月,政治局通过了“物价闯关”的决议,但没有考虑到舆论宣传后果,直接发布了会议消息,结果导致全国性的抢购风潮,“闯关”不得不中止,为党内保守势力刮起“倒赵风”提供了口实;1989年5月16日,赵紫阳与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引发严重后果,问题也是出在由中央电视台全文播出上,而且当时恰恰又是学潮的关键时刻。如果这个讲话仅仅在会见时讲一讲,或在报纸新闻中提到几句,也不至于引起那么大的社会反响,以致邓小平找到借口,说这是赵把他抛了出去,很快下决心拿下赵紫阳。

  五是没有及时向社会交底,引导社会上的改革力量与党内改革派形成有效互动。

  任何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都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中下层基础。中国80年代这场政治体制改革,是有相当群众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党内外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之后,得到了党内外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热烈支持和拥护。但是,能不能和如何利用社会上这些改革的力量支持、推动这场改革,在改革的指导者那里却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

  一方面,鲍彤和他的部下们担心过多地宣传民主,会“吊高民主派的胃口”,引发社会动荡,从而采取了对社会力量不接触的封闭政策,没有看到封闭政策并不能解决“吊高胃口”的问题,反而使社会上的改革力量不能很好理解党内改革派的目标与各项措施,及改革过程中的艰难,形成了党内改革派与社会改革力量的“两张皮”,互不理解,形不成有效的互动。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不交底的封闭政策,社会上的改革力量几乎很少能了解和理解赵紫阳主导的党内改革力量在推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和艰难,在急于求成的心理作用下,发动了社会运动,力图以街头抗争广场政治的方式推动政治改革,却没有料到,极端的不妥协的广场运动,反到把党内改革派逼到了墙角,也成为六四镇压和政治体制改革被中止的重要成因。

  现在回头看,如果从1989年初出现各种上书的时候开始,能够及时主动采取一定的方式,如利用“三所一会”这类这些半官方的改革力量,或是动员社会上一些支持改革的知名人士做一些工作,向社会知识界交底,并晓以改革大局的利害,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知识界的不满,延缓甚至化解学潮的发生。在后来戒严前后,据说有人开始做朝野的沟通工作,但已经迟了,广场上激愤的学生已经处于不可控状态。当然,这都是马后炮。现在谈到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作为教训总结,以利将来而已。

  赵紫阳和他领导的部下们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后来处理1989年学潮的过程中,出现这些失误,也很正常。他毕竟是人,不是神。分析起来,这些失误多与他的经历和性格特点有关。紫阳是一位谨守政治道德底线的政治家。虽然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对党内权力斗争的尖锐、复杂与不择手段有深刻认识,但他在进入权力核心之后,却从不用“阴谋论”来看问题,不愿意用政治权谋去解决高层中的矛盾。从本书的叙述和已经问世的许多人的回忆中[30],可以看到,他处理工作中的问题往往是对事不对人。他对自己的政治对手也总是宽容、大度,不愿意将一些深层的问题摆到桌面上,使矛盾公开化、尖锐化。在当时复杂的高层人事关系和尖锐的政治斗争中,他往往因考虑到“避嫌”、“影响”而放弃主动进攻,经常回避一些尖锐的矛盾与分歧。特别是对邓小平、陈云这两位“老人家”,他从不愿意伤害他们,即便是有不同意见,也往往采取策略的方式提出,争取求得他们的支持。在与邓、陈有分歧,而且已经证明赵的主张正确时,赵也从不利用这种机会,去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从四川到中央,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赵紫阳一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似乎是产生了一种对邓的政治依赖,即使在担任中央总书记之后,他也仍然不想主动抓权,建立自己改革力量的班底,缺乏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自觉。

  当然,在当时党内保守势力过于强大的情况下,也许赵紫阳当时的一些担心和顾虑不无道理。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失败,根本原因是出在党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上,改革力量不够,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赵紫阳这种性格弱点对他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对后来学潮问题的处理,也应该说不无影响。鲍彤曾经对笔者说:“紫阳作为一个从政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当总理、当总书记是游刃有余的。但他在性格上也有一个弱点,就是缺乏主动进攻精神,缺乏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大刀阔斧、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大胆争取的精神。他很少利用各种机会,特别是在形势对自己有利时,去加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当然,在当时条件下,他能做的事情有限,但他在很多明明是可以进一步的时候,考虑的却是‘要避嫌’。这种性格上的弱点,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可以评价为‘忠厚’,但对一个政治家说来,在关键时刻可能就是致命的。”

  四、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选择”之辩

  近年来,有人在总结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时说,导致这场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时机“并不合适”[31]。笔者不能笼统地赞同这种观点,因为这种说法,没有看到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二重性。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选择者和实际主持者,并不是同一个人。失败了的,不是邓小平要搞的那个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它的扼杀者,也正是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

  在1986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迫切需要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央向地方和企业放权,从而也迫切需要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提高效率。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一场行政改革是必要的。这也正是邓小平在当时提出和推动者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正如邓小平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的成功。因为事情要由人来做,你放权,他收权,你有什么办法?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同经济体制改革互相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是搞不通的。”[32]相信如果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仅限于邓小平提出的几方面内容,这场改革是有可能成功的。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认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不但是成熟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他已经掌控了这个党,这个国家。

  但是,问题在于,邓小平选择来制定和执行他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的,是赵紫阳。

  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为经济改革开路。他的“两个基本点”,在经济上放开,政治上收紧的主张从来就没有变过。市场经济加独裁政治,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权力腐败、权贵集团形成和社会分配不公。邓小平没有、也不会去想这一点,而他选择执行他改革主张的赵紫阳却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赵紫阳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最终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就必须在中国同步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不建立民主制度,权力不受监督,那么中国就有发生大面积腐败的可能,中共很可能就此失去执政的基础和合法性。

  在当时实行的价格双轨制之下,这种可能已经开始变为现实。当时的赵紫阳虽然还没有完全跳出共产党传统理论和观念的圈子,没有明确得出“不限制公权力,腐败就是必然”的结论,但他在1988年初已经看到了发生腐败的危险性,并且由此提出了“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的口号,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要抓廉政建设的问题,后来在他又提出“通过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和民主政治新秩序”的问题。1989年5月他又提出了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取消特供、设立人大廉政委员会等,并把这些,都看做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是邓小平,而主持和实际操作的却是赵紫阳。他们在政治体制改革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了邓小平与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和内容上的差异,也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在赵紫阳的主持和操作下,远远超出了邓小平设定的目标和内容,向改变党的执政方式,限制党权、公权,加强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保障民权的方向发展。

  根据这一看法,笔者认为,不能笼统地讲当时政治体制改革时机合适或不合适,这样讲混淆了邓小平与赵紫阳两种政治体制改革主张的差异,抹刹了赵紫阳是在邓小平的选择下不得不接受了这项任务的事实。在当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选择,而不是赵紫阳的选择。而邓小平要赵紫阳来主持这场改革,赵没有选择,也无可选择。当赵紫阳仓促上马,来主持这场改革的研讨和实施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按照自己的理念,而是完全按照邓小平的主张亦步亦趋,那他完全可能顺利完成任务,继续当他的总书记,但那就不是赵紫阳了。也正因为如此,当1989年学潮袭来的时候,邓小平拒绝了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和党内的保守势力一起,扼杀了这场民主运动,也终止了他亲自提出和发动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也就不是邓小平了。因为,这已经不是他所要的和行政改革划等号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赵紫阳的以民主政治为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

  即便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一党专制条件下自上而下地进行一场政治改革,它的时机成熟与不成熟,也不可能是来自于某个领导人或主持者主观的选择,而是多种主客观因素合力的结果。1980年代中国这场政治体制改革之初,从邓小平的角度看,时机是成熟的,但主持改革的却是赵紫阳。从赵的角度看,时机就不一定成熟,因为他想搞的改革,与邓小平不完全一样,但他却不得不搞下去,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主张,也是当时全社会的呼声,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和大势所趋,也中国的一个历史性机会。赵紫阳明知“改革的力量不够”,会遇到各种阻力,但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他要抓住这个机会,为中国,也为这个党的未来搏一次。我想,这大概就是赵紫阳当时的心中所思所想。

  前面提到的这篇文章中认为“这次改革的启动时机并不合适”的一个重要根据,是认为“1987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闯物价关’的前夕,整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任何重大政治措施的出台,最佳时机显然是经济的上行期。但是这次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不是在一个稳定的上行期,而是在一个困难重重的门槛前提出的。……如果这次改革启动于1985年,也许会是另外一番风景。”[33]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似是而非。

  本书前面的叙述中已经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的时间始于1986年10月,启动于1987年10月的十三大,而“物价闯关”启动于1988年5月。从这个时间表中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启动在先,而“物价闯关”在后,而且启动“闯关”的主张同样来自于邓小平。赵紫阳作为总书记,无论他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当然,赵当时是赞成的),都必须贯彻邓的这个提议。“物价闯关”失败,成为后来发生社会动荡的一个基础性因素;赵紫阳被迫为此承担责任,也成为党内保守势力“倒赵”的一个口实,这种情况确实成为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不利条件。但在这个问题上,赵紫阳同样没有选择,也无可选择。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事件的产生确实有偶然因素,但任何重大社会运动的发生,无不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所谓时机成熟,只不过是相对的,在更多时候改革的发生,都是被迫的,很少能由得改革势力进行从容地选择。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就成熟了吗?这种成熟以什么为标志?改革,作为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改变现状的势力,对旧有的政治体制和统治方式进行的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也从来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都要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有时候这种影响甚至会是决定性的。笼统地讲时机成熟与不成熟,意义不大。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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