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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关于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历史经验

鲍彤一书中写到:“邓小平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双重关系,既是提倡者,又是扼杀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这场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从其后发展的过程看,甚至可以说是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

  五、赵紫阳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与他的政治遗产

  80年代中国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存在邓小平与赵紫阳两条“政治体制改革路线”,但改革实际上是在赵紫阳的主持下进行的。中共十三大报告第五、六两个部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主要内容,以及十三大以后赵紫阳提出的加强廉政建设、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和民主政治新秩序等思想,都体现了赵紫阳对当时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认知,构成了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丰富内涵。虽然在当时的改革实践中,这些内容有些得到了贯彻,有些未来得及实施,有些被歪曲以至篡改,在1989年六四后又大多倒退回到原来的起点甚至更糟,但它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改革方案和内容体系,是赵紫阳留下的政治遗产的主要部分,对于今天中国启动新的一轮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仍然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和赵紫阳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丰富的,其中有一条最基本的内容,叫做党政分开。有人说党政分开是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34],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的肤浅的,它只看到了邓小平的主张,却没有看到赵紫阳的主张。赵主张的党政分开,与邓小平的“党政分开”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以实现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为目的的,其基本涵义,是“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是“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其实质上,是要解决共产党凌驾于宪法、法律和国家政权之上的问题,解决实际上存在的共产党中央决策和宪法名义上的全国人大和政府决策这样两个决策中心的问题,实现国家权力重归人民代表大会。赵紫阳和他的主要助手鲍彤提出的撤销党委中与政府重迭的部门,撤销各级行政、司法机关中的党组,撤销各级政法委,实现党的组织属地化,把国家公务员分成政务、业务两类,中共组织部门不再掌握政府系统人事大权,改革人大选举制度,逐级实现真正自由选举等等,无一不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顺理成章的就是在开放人大中实现党派活动、党派竞选;权力重归民意机关及其选举出的行政、司法机关;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要受到民意的制约,也有下台的可能,也要实现党内的民主化。只不过,后面这些内容,是赵紫阳、鲍彤们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说出来的东西而已。

  在当年那场改革已经过去20多年今天,有人仍然不能正确地理解赵紫阳和鲍彤们当年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涵,不能正视赵紫阳与邓小平的政治分野,仍然硬是要把赵紫阳和邓小平扯到一起,说邓小平当年是“误解”了赵紫阳,邓和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或许持这种说法的人是出于好心,是“爱护”赵紫阳。但是我认为,以这样理由为赵紫阳辩护,实际上是贬低了赵紫阳,没有看到赵与邓的本质差别,没有看到,或是不愿看到赵紫阳已经开始冲破共产党的传统体制、观念,开始逐渐转变为一个民主主义者这样的事实。

  赵紫阳与胡耀邦都是中共党内改革力量的杰出代表,都认同普世价值,但他们也有不同。这个不同,最大的一点,就是赵紫阳在他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实际操作的那几年,已经开始逐步跳出了中共传统体制和观念的束缚,逐渐开始认同现代政治理论和观念,认同宪政民主和现代议会制度。而胡耀邦却缺乏认识这些问题的机会和历史条件。笔者的这一判断,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赵紫阳和鲍彤当年提出的那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研究当年政治体制改革留下的那些资料,可以看到其中大量的向宪政民主发展的政治指向。党政分开、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在人大中开展党派活动、改革选举制度、发展基层民主、实现社会团体自主化、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法律化、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实现和保障司法独立等等,无一不是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发展的第一步。鲍彤曾经说过:“十三大的方案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是改革的第一步。”只要走出了这第一步,后面的东西就呼之欲出了。

  如果说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过渡,或许当时还只是赵紫阳和鲍彤们脑子里的一个影子,他们还没有直接意识到,或许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党内复杂的政治环境,他们还无法明确、直接地表达出来的话,那么在赵紫阳的晚年,他经过对自己一生,特别是对他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以后及此后15年的反思,就得出了明确的结论。

  赵紫阳的一生,曾经经历了两次“大彻大悟”。第一次,是他经过十年文革,对中共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进行反思之后,从忠实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变为一个以人为本的民本主义为思想特征的改革者。这个时候的赵紫阳,还没有完全跳出共产党传统意识形态的框框束缚;第二次,是他经过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改革实践,特别是经过1989年的那场巨变,使他从体制的改良派转变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在他的晚年,离开了政治权力核心之后失去自由的15年中,他对自己的一生,对他所为之奋斗了几乎一辈子的这个党和这个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对其作出了否定性的结论。他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35]

  但是,赵紫阳并不认为中国可以一步就可以跨越到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而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他认为,“根据中国的情况,在过渡期,为了能过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仍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出发点,一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二是有利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顺利地过渡到比较成熟的文明的民主政治体制。也就是说,第一不可仓促,冒然地全部搬过来;第二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绝对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防止任何不利于甚至阻碍向这个目标前进的倒行逆施。”[36]赵紫阳还说:“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37]

  关于如何实现向现代政治和议会民主转型的问题,赵紫阳说,“关键是共产党领导集团有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信念,然后再因势利导,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行。但是也不能完全靠执政党的自觉,必须有社会舆论各方面的推动;也不能一切都不动,完全等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备了条件,在哪一天来宣布实行议会民主政治。这应该是一种渐进的逐步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政治体制上不断改良、改进,使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究竟如何过渡,我在前面讲的改进共产党执政方式所列举的那些内容都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在初期阶段。”[38]这就是说,他认为他在中共十三大上所提出的“总体设想”在过渡的初期仍然是适用的。

  赵紫阳主张的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是他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一大特征。这一点,在他当年主持改革研讨时,态度就十分明确。研究当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七次会议记录,特别是鲍彤领导的中央政改办的讨论记录,可以看到,近年来我们在政治改革讨论中经常提到的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党派政治等问题,在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研讨过程中都讨论到了。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纳入方案时,就要有取有舍。赵紫阳、鲍彤和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在这个时候,对于邓小平要的效率,与党内外对发展民主的要求这个矛盾,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且也确实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在这种两难的选择中,政改方案的研讨者们不得不首先选择服从于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次改革,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因此,这个方案首先必须考虑到党内高层的承受能力,特别是邓小平等老人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向前走一小步,但只要这个步子迈出去了,这一小步就可能会成为中国向民主社会转型的一大步,就有可能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造成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十三大这个方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不断有新的内容推出,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果我们把现在要做的而且能做的提出来,邓小平们现在不能接受的,或是将来才有条件做的先不去讲,留到十年后再讲再做。自然规律是任何人都难以抗拒的。党内的这些老人们,总有一天要退出历史舞台。现在走出这第一步,几年后下次党代会上再走下一步可能就会阻力小很多,而再下一步可能就更好走一些。应该说,对这种逐步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赵紫阳、鲍彤和政改办的大部分同事们在当时都是明确的。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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