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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关于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历史经验

鲍彤一书中写到:“邓小平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双重关系,既是提倡者,又是扼杀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这场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从其后发展的过程看,甚至可以说是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

  当年赵紫阳和鲍彤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时期,就曾经设想过,经过三至四届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整个国家体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变。赵紫阳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谈的想法与他在当年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时的主张,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

  综上所述,如果对80年代那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涵和赵紫阳的政治遗产的主要内容进行一个概括,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以民本主义、民主主义为基本政治理念,通过和平转型和逐步过渡的方式,完成中国从极权政治向宪政民主的转变,从一党独裁向现代政党政治的转变。

  六、再一次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当今中国转型的必由之路

  从19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被中止至今,20多年已经过去了。这期间,中共在许多场合,多次宣称,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几乎未见任何动作。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极端化发展,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绝对控制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重。虽然在发展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经济上的市场化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化,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出现了体制性的腐败,导致了权力的市场化、资本化和私有化,权力腐败加速,权贵利益集团的形成;贫富鸿沟扩大,权贵贪婪掠夺,官员腐化堕落,社会矛盾加剧,群体事件此起彼伏;民众的维权意识、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日臻成熟,互联网等新传播手段越来越被民众所广泛利用,形成越来越巨大的舆论场;国内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完全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并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当局的经济和政治决策;中共的执政基础和政治合法性经过不断流失已经所剩无几,进入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中国开始进入“维稳压倒一切”的“准紧急状态”。与此相适应,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迅速向“党国一体化”的“维稳体制”演变,集权程度更加趋向极端。当局中的一部分高层领导已经不再有原来老一代领导人曾经有过的政治权威,和那种改革的愿望和激情,有的甚至丧失了一切信仰和责任感,宁愿“抱着炸弹击鼓传花”。当局拒绝改革而实行的“维稳”政策,加剧了公权力与民众的矛盾,这种矛盾在许多地方开始走向对抗。如果继续拒绝进行政治改革,党的执政基础将进一步流失,各种社会冲突将更加严重,一点点火星都可能引起一场大的社会动乱,甚至引发社会革命。

  这些情况,赵紫阳生前都看到了,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及宗凤鸣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等书中也都有记录。

  赵紫阳认为,这种情况表明,现阶段执政党所坚持的“经济上放活,政治上收紧”,以经济发展代替政治改革的政策完全是一条死路。通过政治改革,实现中国社会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转型,是唯一的出路。赵紫阳的这些看法,不能不说是诛心之论。

  向民主化社会转型,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然和迫切要求,但是这条路怎么走,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和各派政治势力能否形成基本的共识。为了减少国家、民族、民众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动乱造成的痛苦和损失,避免由此产生的经济上的滑坡和国力上的倒退,应该承认,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做法,和赵紫阳所主张的由体制内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政治改良,是实现向民主化转型的一条社会成本最小的道路。

  赵紫阳认为,能否实现向民主化的和平转型,关键在执政党。世界上许多国家进行民主转型的经验表明,由执政者主动进行政治改革,果断放弃集权体制,是有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也有可能得到成功的。1980年代台湾、韩国等向民主社会成功转型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陆1980年代那场由赵紫阳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也为执政党主动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当然,顽固坚持极权统治,拒不进行民主改革的当政者也有许多,但其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民众和历史所抛弃,这种结局,也是有目共睹。

  目前,关于政治改革目标和路径选择问题,在国内的学者中间有不同的主张和激烈的争论。特别在能不能指望执政党在社会压力下主动走上民主改革之路这个问题上,分歧很大。但无论分歧有多大,这其中除去主张通过革命推翻现政权的极端民粹派和主张全面倒退回到毛时代的极左派之外,进行渐进性的政治改革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基本共识。进一步凝聚这种共识,保持和加大对执政当局的改革压力,极为重要。

  目前执政党内的政治形势,与20多年前赵紫阳主持那场政治体制改革时相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最主要的表现,一是党内传统的保守力量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明显减弱。虽然仍然有已经退下来的“老同志”的影响,但相比邓小平时代的强人政治,老人对执政一线的领导人影响力已经减弱;二是党内一批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生代力量进入了高层领导核心;三是一大批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了解中国社会底层状况、具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中青年干部已经进入党的各级领导层。这其中就包括一部分具有改革意识的所谓“太子党”。这些情况,为重新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一种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既取决于国内外的政治环境变化,社会矛盾尖锐化对当政者的压力,也取决于中国新生代领导人有没有对这个国家负责、对这个国家的十几亿民众负责、对这个党负责的魄力和责任心。

  六四过后的1989年6月23日,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那次政治局扩大会上的“自辩发言”中,对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讲了一段话,值得引在这里。赵紫阳说:“一党领导必须能够解决民主的问题,能够解决对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消极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败现象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一党领导才能增强生命力。因此我想我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办法去解决新问题。例如,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完善并改进选举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用具体法律来保证和规范言论自由,允许经过合法申请和批准的游行,等等。总之,要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享受到真正而切实的民主和自由。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增强对人民吸引力、凝聚力,它的优越性才能更加显示出来。因此,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就必须适应在民主和法制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和生活。适应民主,意见纷纭,表面上是‘乱’。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范围内的正常的小‘麻烦’,就可以避免大乱。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今后,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而且,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因为我看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党的地位已经大为削弱的时候去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难控制。我想,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地位相对巩固的时候,主动的去搞民主建设。这样就可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发展一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当然既使这样做,在民主和法制建设过程中,仍然会有一些痛苦、摩擦、甚至震荡,但这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危机,在我们党经过一番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更加适应新时代要求以后,将会以崭新面貌,朝气蓬勃地率领全国人民前进,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39]这段真诚、平实、在理、发自肺腑、真正为共产党着想的话,值得每个中共党员,特别是中共新领导人认真读一读,想一想。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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