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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木生:中国的世界秩序

习总书记“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问题愈演愈烈”,首次出现在总书记的公开话语里。苏联总说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叛离中国,亏掉了几亿工业人口,忘了资本吃人从来不挑肤色。

  欧洲经济。欧债危机和美国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其实质是欧元区一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足以维持其过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这个矛盾表面化了。这是欧洲一体化的经济代价。在全球,中国与美国最互补,50年内无对手,希拉里的一句话:一个混乱、无序、贫穷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但是其人均收入和福利水平差别并不太大。2008年欧洲国家人均月收入折合人民币约为:法国2.2万、德国2万、意大利1.7万、西班牙1.6万、希腊1.2万。除此之外还有福利因素,比如希腊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退休金占原工资的比重)居然达到了95.7%,排名全球第三,而美国只有40%。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收入和福利高,结果必然是本国企业成本高、产品没有竞争力。

  对于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遇到这种矛盾可以用货币贬值来调节。货币贬值后,企业的成本降低,当然国民财富也会缩水。但是进入欧元区后,货币手段只能由欧洲央行来使用,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已经无法运用了,因而所有矛盾都集中到财政的方向上:首先,高福利需要财政补贴支持,财政压力会非常大;第二,为避免经济衰退,政府需要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如果财政没有钱就只能借债,借债还不了就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为防止欧元区解体,欧盟不断采取各种救助措施,前提都是要减少财政赤字,这意味着相关国家政府开支要减少、社会福利水平要降低。不管救助的结果如何,在一段时期中,欧洲各国的政府开支和居民消费都会下降。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欧洲市场的购买力会降低,这个趋势可能要维持若干年,也许会伴随欧洲一体化的整个过程,其间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会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欧洲梦,美梦很难成真。

  有了中国的救助,有了法德双核的全力自保,欧元区算是暂时保住了。对中国来说,这是双赢的事情。欧元区保住了,就保住了中国自己那16.1%的对外贸易份额,尤其是那20%的出口份额。而且,若是通过恰到好处的操作,这两个份额可能还会上升!此外,欧元区的存在意味着美国的压力可以有人替他们分担。欧元区也不吃亏,他们不用整日惶惶不安地担心自己的生存问题了。于是,法德双核终于能够定下心来想一想。他们痛定思痛,终于做出了兵分两路的战略规划。第一路:由德国人挂帅,任务是主持进行内部整合,“欧猪五国”(国际经济媒体对欧洲五个较弱经济体的贬称)逼交出经济主权,并且进行经济改革,打好基础,好在未来同中、美一决高下。第二路:由法国人挂帅,任务则是主外,目的就是继续推进“地中海联盟”计划—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欧元区大军所到之处,人仰马翻。纵横江湖数十年的卡扎菲上校栽下马来,丢了性命,为他2008年拒绝加入“地中海联盟”的行为付出了血的代价。大计既定,为了永久杜绝美国人“击破希腊这艘小船,危及整个欧元区连环船”的局面再次重演,法德决定将“金融话语权”从英美手里夺过来。

  未来,在欧洲的地盘上,欧洲人将再也不会承认华尔街那颠倒黑白的“三大评级机构”,欧洲人要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他们干的就是华尔街三大造谣机构掘墓。实际上,这一点同中国人想到一起去了,中国人的动作更快,那杆挑战者的大旗已经竖了起来。跟三家造谣机构相反,中国人的评级机构就是要做到“大公正、大公平”,而且要将业务做到“国际”,覆盖全球。

  欧洲人接下来的动作,且有划时代的意义。

  2011年11月8~9日,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这次大会的主题只有一个:请大伙儿做出最后决定,到底以后是跟着美国人混,还是跟着欧元区混?

  这次大会,获得了99%的成功。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中,有26个同意缔结政府间条约,强化财政纪律—只有英国拒绝参加。这一步非同小可,这意味着欧洲各国在危机重压下终于抛弃疑虑,朝着未来统一的欧洲国家迈进了一大步。可以推想,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真正统一的、强大的、内部得到合理整合的新的欧元区即将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而在较远的未来,一个面积超过432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五亿、经济总量远超美国而居世界第一的超级经济体将出现在地球上。欧洲梦,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但愿不是春秋大梦。美国要的是环球同此凉热,美国只占便宜不吃亏。

  欧洲最大劣势,欧盟27国,都是邦联国,是小国,还有12国是王国,无法与中国传统大一统相比。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不仅有经济主权,而且有国家主权,有最广袤的战略纵深,全国一盘棋。德法永远是按下葫芦又起瓢,第三大欧洲经济体意大利危机晴天霹雳,经济的基本面形如藁木,面如死灰。一波未平,塞浦路斯的金融危机又爆发了。而西班牙,40%的青年人无业可就。不知德法还能覆翻出什么鬼斧神工。中国的得天独厚还真得感谢秦始皇,大一统,书同文,这份大功谁也抹不掉。我们最好前途,替代日本。次好是,人有两只手,美国一只手牵中国,一只手牵日本。

  日本经济。日本经济和美国经济有相似的情况。日本的产业发展和科技水平已经到了世界的前沿,没有新的技术突破很难有大发展。日本中期经济发展的前景可能比美国还要差一些。第一,日本是外向型经济,国际市场不好对日本影响比较大。第二,日本经济的调整余地很小,财政和金融手段已经基本用尽。在财政方面,日本国债占GDP比重为225%,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日本的国债是内债,与欧洲不同,不会出现债务危机,但是,进一步借债的余地已经很小。在金融方面,日元的利息基本为零,已经没有降息空间了。安倍经济学是一场豪赌,更大的灾难在等待中爆发。

  地震、海啸、核漏,日本失落的20年后雪上加霜,屋漏又逢连阴雨,十年换了七个首相的国家,只能用钓鱼岛问题在国内煽情,中国理所当然的强硬,完全可以收放自如。美国、欧洲、日本都属发达经济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很高。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好,今后一段时间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量有限。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量大约占世界经济的60%,所以,世界经济中期也不看好。这种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很大,因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会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下降,并将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重大阶段性转折

  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已经有30年。1979~2009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10%,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这是奇迹发生的时候,世界仅有。支撑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1.相对较低的要素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和环保成本;2.高的储蓄率;3.国外有技术来源;4.较大的国内市场和不断开拓的国际市场。这四个因素,都是“穷”的因素,又是后发优势。这四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恰恰构成了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条件,所以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

  这30年,我国主导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是:收入提高,市场形成;国内储蓄与国外技术相结合,马上形成投资和产业;依托广大的国内市场,企业可以发展得很大;国内市场饱和后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优势占领国际市场。第一波,1979~1984年,以轻纺工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挤垮了许多国家的同类产业,使中国成为轻纺工业的出口大国。第二波,1985~1990年,以家电产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日用消费品需求满足后,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家电市场饱和,家电企业开始外向型发展,中国成为家电出口大国。第三波,1990~2000年,基础设施产业群。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居民家电需求基本满足,到2000年左右,国内通信业增长开始趋缓,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转而开始外向发展,依靠低成本优势占据了相当大的国际市场份额。第四波,2000年至今,以高速路、高铁、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住房和汽车市场的形成,说明中国和世界产业的前沿已经比较接近了。在发达国家,住房和汽车依然是主要的实物消费品,汽车、住房的销售量仍然是其判断消费者信心的重要指标。高速路、高铁直逼美国,甚至超过美国。第五波,今后的发展动力来源于新型城市化与新兴工业产业升级,滚滚洪流不可阻挡。第六波,用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向亚非拉投资,完成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打破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受援国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丁宁宁提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基础设施建设和帮助第三世界工业化是双赢的国际大战略,一改只买美国债券的蠢行。在中国经济持续30年高增长之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的支撑性因素已经在发生变化:第一,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我们30年维持低人工成本是不太可能了。第二,技术来源将会出现问题。经过30年的高增长,中外的产业差距大大缩小。我们现在需要买的技术往往是国外企业正在使用的技术。国外企业如果把自己正在用的技术卖出去,他们自己就很难生存了。现在,国内资金很多,但大家普遍反映没有好项目,没好项目的后面是没有新技术。新技术的来源,只能依靠自己。那种“中国人口、资源、改革三大红利耗尽”的说法,是不对的。当前一些唱衰中国的论调不应轻信。人口红利可以通过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升继续获得;改革红利可以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继续获得;土地、矿产资源虽然会减少,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用之不竭的资源。所以,中国新的竞争优势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13亿人口,一半以上还是农民,没有人口红利?说不过去。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相对而言的。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与更不发达的国家相比,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上去比。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之上,我们的竞争对手将是发达国家企业。与这些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成本仍然有优势。

  最新公布的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达到7.8%。这是在国内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取得的好成绩。这个数据及其背后反映出的发展潜力:第一,中国第一产业的产值潜力远远没有得到有效释放。统计数据表明,中国2012年第一产业总产值仅5.24万亿元,远远低于第二产业的23.53万亿元以及第三产业的23.16万亿元。中国目前依然是个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六亿人口的超庞大农业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占比依然太少。对中国而言,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基本国情是:保证和巩固农业基础经济的稳定,是保证第二、第三产业顺利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第一产业借镜荷兰,它不仅可以成为现代化高附加值的农业,而且也可以成一种新能源产业。第二,未来国际环境不会有太恶劣的发展趋势,国际纷争影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会成为主要威胁。

  2003~2008年,中国经历了两位数的高速发展黄金期。2003年GDP增长达10%,当时国际反恐斗争如火如荼,地区战争激烈爆发;然而,在随后2004年、2005年中国GDP分别达到10.1%和10.4%的增速,并在2006年、2007年保持着两位数的“中国速度”。可见,局部战争基本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在网络业、服务业、基础设施、交通通讯和金融业方面的发展空间很大,有望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这么有利的天时,中国决不能错过。第三,中国还有70%的人是穷人,人均GDP只相当日本的1952年,穷人的收入提高30%,GDP可翻一番。城镇化、农民进城,大西线调水再造一个中国。新再生能源,开发升级。基数大了,每年GDP7%的增长就相当于过去18%的年增长,夫复何哉!尽管人们对于人口红利减弱、生产成本上升、贫富差距加大等不利因素的存在表示担忧,但随着相关企业进一步国际化、现代化、人性化、管理的科学化,上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会得到进一步稀释和化解,成为解放生产力的新动力。

  不少人总寄希望提高市民消费来提升经济指数,但国家层面的消费才是起主导作用的。所以,保证和完善国家层面涉及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将决定中国未来几年能否保持高速的关键所在。如果2008年中央的四万亿元和地方的十多万亿元换个用法,解决老百姓的新“三座大山”它所创造的GDP肯定是环保的、绿色的、节能的、低碳的。改革的成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中,中央有了困难,可以找省级政府商量;省级政府可以跟市级政府商量;市级政府可以跟县级政府博弈;县级政府可以找乡镇政府商量;乡镇政府可以卖集体财产,还可以集资。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事情就完全两样了。原因很简单,他们作为最基层的经济单位,找谁博弈去?在当时的改革措施中,最有魄力的莫过于当时的国企改制。所有的国有企业之中,对于大企业和重点企业采取“抓大”政策(全力支持),而对于中小企业则采取“放小”的政策(放手私有化,交给私人资本去经营)。对于工人,其做法是,大量国企工人下岗,以少量资金对其龄实行“买断”,从而推向社会,令其自谋职业和出路—这是“尴尬年代中最尴尬的人”所承担的重担和成本,但是这绝非全部。这引发了一个个意想不到的效应:

  第一个效应,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从此淡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位置渐渐由农民出身的打工者(农民工)代替。这些农民工吃苦耐劳,能够接受最低的待遇:因为他们在家乡的土地,可以为他们提供微薄但实实在在的最后保障,使得他们可以接受城市原有产业工人所不能接受的最低待遇。第二个效应,是作为第一个效应的结果而产生的,那就是中国企业的负担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雇用农民工的企业,除了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之外,不必再为员工提供任何待遇和福利,这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成本优势。这一“优势”是如此突出,从而将企业的人工成本压到了最低—低到了全球投资者都眼热、眼红的地步。形势已经如此明显:一旦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他们就会蜂拥而入,来分享这全球最大的盛宴。

  对于这段历史,千秋功罪现在就可以评说。除了工人的牺牲贡献,还有中国两代农民工的牺牲奉献。2.7亿农民工进城务工,大概生产了60万亿美元的产品,国家得到了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他们还以极低的价格,贡献近一亿亩耕地工业化、城市化,他们是改革开放最可爱的人。“金樽饮酒斗十斤……拔剑四顾心茫然。我写到此处携笔四顾心茫然。”作为弱势群体的个人,他们可能抠抠搜搜,斤斤计较,甚至自私自利。但作为改革开放的整体人群,他们被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宵衣旰食默默贡献了血汗和生命。

  改革不是理想国、道德邦、君子城、天堂域!我们的过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中国富起来了,善待工农,过失就如日月之蚀,共产党人能够自我纠正修复,取得人民谅解,自会功德圆满!中国成功的秘密武器。金融危机后,压在中国人头上最大的问题,并没有随着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四处“救急”而缓解多少。原因很简单,中国商品昔日的最大买主—欧洲、美国、日本的订单大幅度下降,而他们所提供的购买力绝非其他经济体可以轻易弥补得上。所以,中国人必须找到一个“黑洞”,这个“黑洞”必须可以提供足够的购买力,吃下中国生产的商品。这是一个超级难题,但是中国找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国家投资。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第一个应对措施,就是四万亿投资的出台以及接着放出的十万亿信贷。

  这些巨额资金被释放出来,化做滚滚洪流,径直流入由国家主导的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俗称“铁公基”)。这些巨型项目,将中国的剩余产能统统吃下。这并非全部。因为在地方层面,成千上万的工程项目同时上马。这些大大小小的由国家和地方主导的项目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需求,这些需求不仅能够消化剩余产能,而且会拉动中国经济在高速车道上继续飞驰。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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