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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木生:中国的世界秩序

习总书记“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问题愈演愈烈”,首次出现在总书记的公开话语里。苏联总说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叛离中国,亏掉了几亿工业人口,忘了资本吃人从来不挑肤色。

  同时,一切直接和间接牵涉其中的经济人,在为政府投资活动提供服务的同时获得报酬,这些报酬将会化做他们的购买力。这种流动性和购买力将会化做经济运行的动力,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继续运作。继而,全社会经济行为得以运行,循环不止。然后,这个循环将一轮一轮进行下去,这就是我们天天听到的“扩大内需”。要做到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其最大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手中握有一笔巨大的财富,那就是占世界面积7%的土地。到了今天,这笔财富变成了国家经济的定海神针,中国因此即可从容释放资金。

  货币和货币流动的背后,若是没有实物财富对应的话,后果就是恶性通胀;而中国新释放出来的货币流动,背后有一大笔实物财富与之对应。而且,这笔财富数量巨大,只要掌握好节奏,这个“中国经验”即可高枕无忧地进行下去。国家掌握着一切经济命脉,国家控制着最主要的生产要素。面对世界经济危机,中国最大的秘密武器是在市场经济的背后,有个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不如此何来12个五年计划,何来世界经济危机中GDP8%的增速,而且仍可持续。一时的国进民退,长久的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导,不是谁想出来的,而是被世界资本主义大格局逼出来的。

  如何统筹兼顾、把握分寸火候,谋定而动,将经济命脉的国有、生产要素的官僚掌控,改造成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将奸商唱戏、贪官搭台寻租、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淹没在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彻底实现中,将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党的群众路线,真正改变成执政党的群众路线。依靠改革后的工会、农会,让觉醒的公民在法治下冷静督和改变权权交易、官场畸斗。没有他们的同意和授权,任何全民资产的分配和公共财政的动用,都是违法。在新的宏大叙事里面,改变弱群众30年遭遇的不公,让新制度彰显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享。两手都硬,两条腿走路,中国的独门秘笈。

  2012年12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江西省九江市主持召开长江沿线部分省份及城市负责人参加的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时指出: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人民富裕、国家强盛,而发展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这也是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从城乡看,六亿多农民与六亿多城镇人口的收入差距超过三倍;从区域看,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超过八千美元,中西部最低的地方只有一千多美元,差距是巨大的。逐步缩小这两大差距,是发展的潜力和富民的动力。缩小城乡差距,要靠城镇化,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城乡一体化。缩小区域差距,要做好中西部开发开放这篇大文章。中部地区、长江流域是缩小区域差距的突破之地,就像下围棋,既要抢金角银边,又要在中间谋势布局。

  不可否认,今天的中国拥有了许多世界第一世界第二,少数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无论是年收入还是累计收入,早已远远超过了任何发达国家富豪的收入水平,涌现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地产商、资本大鳄、权贵掮客……而更多的人,无论是个人收入或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也没有公平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高速的经济增长特别是GDP固然可以为官员的政绩涂脂抹粉,却很难说服那些被剥夺了基本权利抑或被经济高铁无情抛弃的弱势群体。

  2012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以每月一万亿的速度在增长,全年突破12万亿没有任何悬念。如果算上土地收入垄断收入以及各种隐性收入和腐败成本,全年所得不会少于20万亿,这意味着,中国GDP总额的40%被政府以各种名目拿走了,而贪腐又呑噬了至少GDP的10%,真正落到13亿普通老百姓头上的也不过是GDP的40%,因而导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长期过低的现状。

  当政府的各种收入大幅增长以及贪腐泛滥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就会减少或增长缓慢。有统计资料显示,过去十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己经下降了13%,工资占GDP比重下降了5%。其中,居民的收入在绝对额上甚至出现了停滞现象。假设这两个指标都维持在十年前的水平,2011年47万亿的GDP测算,以13%折合为六万亿左右,5%折合为2.4万亿元。意味着城乡居民仅2011年就能多拿到六万亿元收入或2.4万亿元工资,如果城乡居民一年增加这么多的实际收入,对扩大消费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或许根本不会有内需不足之忧。

  我们更要注重这样的事实: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宏观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约3300美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1100美元。约如果按人均GDP来计算,2011年中国人均收入GDP己达5432美元,跃居世界第87位,而美国和日本的人均GDP分别为48147美元和45774美元,分列世界第15位和第18位,更有意义的是美国和日本的人均实际收入分别为43017万美元和32295万美元,分列世界第10位和第23位,中国排在泰国之后的第94名。实际上,中国人均GDP已接近八千美元!

  王小鲁先生说得好,对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其实并“没有一个单独的收入分配制度”。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它首先应该指的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收入分配,简单地说就是税收制度。而且这种“收入分配”,不应该是由政府而应该由人民通过立法来决定:允许政府可以收多少税,以及如何开支这些税收。否则的话,没有约束的政府一定会“多收多支”。按说,我们的人大可以代表人民来掌控这种“收入分配”,合理制定税制并约束政府的开支,但在“一元化”的体制之下,人大几乎“自动放弃”了这种权力。所以,要说“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首先就要从建立约束政府收支的制度做起。而由国务院却不是人大来建立这种制度,显然是一种“本末倒置”所以王先生才说事关政治体制改革,并直指收入分配不公首先在于“公共资金的流失和不合理的使用”。其次,市场内的收入分配,应该遵循市场的契约和价值规律,一般情况下,市场本身会自动进行调节,政府不应该也无权干预,要做的只是建立基本的社会劳动保障制度。但在这方面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权力直接介入市场,政府不但掌控了最重要的市场资源,而且设置了大量的审批制度,这就使得权力成为市场交易中最大的牟利者。所以,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就必须要让权力退出市场,否则谈何“公平分配”?以上两大改革,核心都是要约束政府的权力,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习近平语),这显然不是国务院的一纸文件所能胜任的。而且,让权力者自己来约束自己的权力,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

  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仍不确定的非常时期采取了非常手段持续发展,我们不知道国际经济何时能回到健全轨道,中国的独特优势其他国家不可望其项背。但是,一旦国际经济转危为安,中国还是要实行混合经济的巨大优势。国有的主导地位不会妨碍。从2004年到现在,民营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占中国经济的63%以上,对税收的贡献率在60%以上,对就业的贡献率在80%以上,而仅从数量上说,国家技术专利局的绝大部分专利,来自民营经济。说到底文事之行,武事备之,敢对西方动用否决权,只能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大国。联合国有五个常任理事国,世界上也只有这五个国家拥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战略核潜艇,中国有发射上万公里的风-31、巨浪-2导弹,两次变轨,具有多弹头分导能力,不可拦截,精打击。仅在2011年之中,中国一口气拥有了歼-20隐形四代飞机、航空母舰、世界绝对第一的高铁、太空站、深潜器、排名第二的超级计算机、北斗系列的GPS。这些能力综合起来叫战略核力量。它是一个国家改变生产方式的火车头,也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对你发动战争的杀手锏。而在中国,曾经为歼-10欢呼的年轻人,到了为歼-20、歼-31欢呼时还是年轻人,终于对美国可以望其项背了。你们选择了一个伟大国家。三、与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相比,印度是一个失败国家,中国做对了什么?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后发大国成为民主国家,只有一种可能,从殖民地,没有进行过革命战争,接受了原殖民国的政治体系。1949年相比,印度人的人均寿命41岁,中国38岁,印度城市化率17%,中国是13%;印度人均GDP170美元,中国才100美元;印度的发电量49亿度,中国43亿度,当时印度的化肥产量是我们的四倍,钢铁产量是我们的八倍,生铁产量是我们的七倍。但为什么今天印度的GDP只有中国四分之一?十几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十万亿人民币,2012年就达到51.9万亿人民币,人均GDP按汇率标准从1000美元,跃迁为6100美元。印度按购买力标准,GDP只有1.9万亿美元,中国按汇率标准已达九万亿美元。

  印度气候条件比中国好,一半的土地面积可以成为耕地。我们提出要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而印度现有耕地24亿亩,一年三熟,降水丰裕,大大好过中国。中国可连续九年粮食增产,人均粮食410公斤,粮食自给率98%,还能进口七亿亩地的农产品。印度人均不到200公斤,还出口。中国人均食肉60公斤,印度七公斤,只有富人才吃肉。食肉,世界人均40公斤,日本46公斤。2008年北京奥运和2012年伦敦奥运,中国的金牌、奖牌总是第一、第二。西方人说“现代体育是工业化社会之间的游戏,农业社会的人口再多,比科技不算数,比体能也不算数”。印度的金牌只有中国的1%。有人说,印度人一半人口素食,当长寿,可中国人均寿命超过70岁,印度人只有56岁。

  2013年第2期的《读书》、《炎黄春秋》等刊物登出吴敬琏、马国川打头文章认为,改革未到位!到位,经济是民营为主体的私有化,政治是普世价值。无论是走向帝国和走向共和都是大革命,中国都很先进,革命是自由、民主、人权他爹。当初,全世界宣传自由、民主、平等、人权都是为了进行革命。第一大民主国,印度著名作家格查仁·达斯说:“如果说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那么印度就是一块巨幅的民族镶嵌画,各个民族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但互不影响,永远融合不到一起去。”这种状况导致了印度民众一直没能培养出一个民主社会应有的责任感,其结果就是把民主制度所有的缺点都继承了下来。婆罗门《摩奴法论》将歧视妇女理化、法律化。透明国际组织2011年将印度定为重度腐败国家。圣雄甘地、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被谋杀,原因都和宗教或民族冲突有关。种姓制度由高到低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僧、官、商、农和贱民“不可接触者,至今吃饭都不能在同一个桌上”。印度有一亿奴工,176种语言,如果认为女人不贞,妇女能被部族长老用石头砸死。没有一条像样的高速公路。孟买,印度的上海,上千万人口的贫民窟,还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印度人口70%是农民,一半是佃农,所以,有无地农民运动和毛式解放军,六个邦共产党执政。

  印度用全世界最多的农业劳动力种全世界最大、全亚洲最好的土地,却总处在挨饿的边缘,到底是什么原因?关键是化肥。中国每年生产六千万吨化肥,每亩用30公斤,印度不到五公斤,所以亩产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1980年代我们搞包产到户,一包就灵,有人说一私就灵。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为什么不灵?中国修了几万个水库,几千处农田水利设施,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前30年打下的基础。印度的国际环境一直比中国好,美苏大搞军备竞赛,在印度大搞送礼竞赛,要啥有啥,吃香喝辣,这个传统延续至今。全世界从来没有卖核潜艇的,俄罗斯把核潜艇租给印度。美国对盟国都不卖的战略性武器,只有印度却可从美国手中买先进的C-17战略运输机,最核心的坦克动机。俄国的苏-35飞机、T-90坦克,绝不给中国,德、英、法、俄比着把战略武器卖给印度。

  没有经过自由的洗礼,武装革命的洗礼,高质量的民主不可能实现。自由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经济上自由,不仅意味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有生产资料的人民所有,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而思想上的自由,则意味着消除歧视和偏见。在参观旧德里的时候,一路上我都感到非常沉重。在旧德里破破烂烂的基础设施的映衬下,是一幅幅崭新的花花绿绿的候选人照片和竞选口号,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这一幕我在斯里兰卡也看到过。印度搞了这么多年“民主”基础设施建设却如此之差,普通百姓生活如此困苦,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和沉重。印度的“民主”制度,多年来也选出了不少“有识之士”,但是却没有谁改变了旧德里破败的基础设施状况与人民的生活困苦。在参观新德里的地铁项目时,当地官员介绍,项目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来了,但是受制于印度的政治体制,直到1998年才开工建设,拖了将近30年。30年啊,耗废了将近一代人的宝贵时光,也错过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听来让人唏嘘不已。

  近年来,有美国著名学者研究认为,民主内生于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一直坚持认为,经济发展是依赖于资源禀赋的一个连续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既不能固步自封,不求变化进取,也不能跨越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和已经有过几百年发展和积累的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简单套用西式民主体制,不但不能解决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反而创造出更多新的问题。印度和斯里卡如此,很多非洲国家也是如此。尽管很多西方人认为,印度是与它们一样的民主国家,但我并不认为印度已经成为了高质量的民主国家。从本质上说,优质民主要求有自由与平等的土壤来滋养。西方思想家在论述民主目标的时候,几乎总是强调要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度。但是应该看到,在自由和民主的排序上,自由排在民主前面。没有经过自由的洗礼,高质量的民主不可能实现。自由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看看中国的互联网,你就明白什么是真自由!这是普遍规律。经济上自由,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而思想上的自由,则意味着消除歧视和偏见。只有经过思想自由,才能够开启民智,发展和践行民主。

  在没有实现自由之前而选择民主,是危险的颠倒。实际上,印度是世界上少有的等级制度极其森严的国家,民众的思想意识束缚严重。这些“民主”体制下的散漫官员,很可能会让投资者感到沮丧,从而失掉投资热情。在参观旧德里市场的时候,我看到满市场尽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我问印度同伴,为什么印度不自己生产这些简单的商品。他告诉我说,印度的体制和文化,难以组织起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调侃地说道,当下有三个新兴大国崛起,分别是中国“和平地”崛起、俄罗斯“好斗地”崛起以及印度“吹牛地”崛起。整体上看,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由于发展战略、治理理念与模式的不同选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印度。但是本次印度之行,也有一些地方让我印象深刻。

  在旧德里的街头,尽管衣着陈旧,但是印度人仍然展现出极大的热情,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繁忙,忙着做生意,忙着工作,这种活力确实让人为之振奋,或许这将驱动印度经济更快发展。另一方面,印度的整个年龄结构还比较年轻,目前中国社会的平均年龄在34岁左右,而印度是25岁左右,年轻的印度人口带来了抚养比的下降,能够使印度社会获得“人口红利”,而年轻人的活力与激情,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当然,印度森严的等级制度,也严重地抑制了印度年轻人的创造力和冲劲,对其经济发展非常不利。如果印度无法有效地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数量庞大的年轻人也可能将是印度社会的梦魇。习主席访印,“西进”的中国已经遇上向东的印度。印度不可能成为美国,中国的盟友只能是利益“伙伴”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前景广阔。中国经济增长正从依靠廉价劳动力转向更多依靠技术,而印度有的是便宜劳动力。

  即使在中苏蜜月期,印度从苏联引进成套大项目以及军工为龙头的配套产业,总价值也比我们多十倍,印度是靠美国的贷款购买美国的化肥、农药搞起“绿色革命”,它是美国农资产品、转基因作物孟三都公司的最大基地。

  1962年中国内外交困,到了最困难的时刻。天时、地利全在印度一边,中国只有内部团结的人和。我们只有一万人边防军,缺少重型装备。调一个师的援兵,藏路,比蜀道更难,增援师的赶到已到战争后期。印度动用的是二战时从北非打到意大利的王牌部队,几场战役打下来,印军这些王牌军全交代了。九个主力旅被歼灭了六个,剩下三个重创。印军阵亡五千多人,被俘四千多人,我军只损失了700多人。我军总共消耗了二万发炮弹,70万发枪弹。缴获的炮弹倒有八万发,枪弹400多万发,大量重装备,带不走,只能就地处理。为什么对印度顺风顺的战争,却打得一塌糊涂?中国的法宝: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印度、日本都做不到!那么孤立中国,毛泽东说,中国就是个联合国,穷人一定要有打狗棍。从国家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勒紧裤腰带。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两弹一星就这样来的。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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