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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木生:中国的世界秩序

习总书记“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问题愈演愈烈”,首次出现在总书记的公开话语里。苏联总说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叛离中国,亏掉了几亿工业人口,忘了资本吃人从来不挑肤色。

  而印度当顺民当到家了,英国人统治印度200多年,从土耳其杀回来的蒙古人建立莫卧儿帝国统治了200多年,德里苏丹国,也是中亚穆斯林建立的。印度古代统一的帝国,阿育王的孔雀王朝是唯一一次,是雅利安人统治。我们中国也有蛮族入侵,统统汉化。印度五千年文明,多是失落的文明,充满断裂,印度学是西方学问。雅利安人灭佛教创立的种姓制度保留至今。四个种姓之外,还要加一个更低的不可接触者人群。所以,中印边境反击战,消灭一个旅部等于歼灭一个整旅,打死一个班长,剩下的乖乖坐在地上当俘虏。中央不许我们生擒国防部长考尔,在我军的包围圈中,几个小时后,直升机才接走考尔。尼赫鲁气吐血,新德里万人空巷,等待解放军占领。我们的土改工作队过去又全部撤出,毛泽东召之即来,挥之则去,大气得很。其实,印度的最大优势,它不愿意做任何国家的庸仆,骄傲的印度人珍视来之不易的独立,虽是非暴力运动取得的独立,很不彻底。毛泽东,彻底的国际主义者,他曾与印度共产党表示过,将来的印度,共产党执政后,喜马拉雅山南麓都归你们。俄国的定义,什么是国界,上次战争划定的地方。中国主动后撤,现在更应该与印度搁置边争,优势互补,共同开发。

  选票绑架政党,选举成为民主的唯一形式,只论党派不问是非,议会政府效率低下。钱权交易大行其道,正常政治异化为金钱政治,一百个中国最富有的人影响力可以归零,50个美国顶级富翁决定美国走向。党派之争导致党同伐异,反常恶斗引发社会分裂。寡头操控政治,精英民主与草根民粹搏杀,没人能整合利益,社会调节功能耗尽,反常短视转化为国家短视。移植南橘北枳的西方民主与印度,印度永远是一盘散沙,移植到中国,中国最大的政治群体农民要求废除计划生育,废除土地公有,中国只能走向黄祸。四、战略机遇期,中国是什么?中国要什么?中国舍什么?

  “靠自己”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法宝。1950年的朝鲜战争,毛泽东说:“美军钢多气少,我军气多钢少。”那一年美国钢铁产量8700万吨,是中国的142倍。我们走弯路,大炼钢铁,宋庆龄花园建土高炉。韩战,打平就是赢。我们有教训。五大战役,前两大战役绝胜。美国请尼赫鲁调解,愿意归还联合国席位并放弃台湾。我们没制空权,制海权,没有见好就收。美国在第三战役后,摸清志愿军的老底,中国的后勤补给只能支撑一星期进攻。越战美国到结束不敢过17度线,毛泽东说,美国跨过17度线,中国将全面出兵。到2012年中国钢铁产量7.6亿吨,当然要产业升级。产能过剩,出口只有一亿多吨,剩下的全自己用。有人说钢铁是夕阳产业,但谁把钢铁如此少的印度当盘菜呢?中国人均钢铁是美国的三倍,这点小意思,中国不会把它搞得不好意思。中国的高铁,马上就突破上万公里,中国的高速路很快会赶上美国,中国的两纵两横已经在欧亚大陆上伸展,中国拿下了巴基斯坦的达瓜尔港只是冰山一角。水陆不通走旱路,因为地球就这样形成的,世界最大的一块大陆是亚欧非大陆,它必然将重回中心的位置。中国的发电,2010年以4.14万亿度超美国,两位数发展。2009年产1379万辆汽车,成为第一生产大国。2010年1826万辆。现在产能2000万辆,比第二名日本963万辆多一倍。中国有226项工业产能世界第一,其中超过180项占到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美国“联邦物料分级代码体系”,将一切工业品划分为78大类643子类,世界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间,美国的代码达到部件类4500万个,每个部件最少需要十个熟练人工,有4.5亿劳动力的只有中国。F-22战机,400万行源代码,试生产的F-35战机的软件代码1900万个,美国拉上一帮心怀鬼胎,各自想权经的小兄弟也实在支撑不起。

  复旦大学教授韦森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撰文,弄虚作假瞒天过海,趋美国之炎,附西方之势,见资本之利,忘人民之义,他们虽是主流,但真听他们的,中国的改革前功尽弃,国破家亡。请听:重启中国改革议程迫在眉睫。2012年与2013年之交,在中国出版的理论图书中,最值得关注和推荐的,莫过于吴敬琏老师和马国川的新书《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新版书名改为《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既可被视作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制度变迁史,也是一本当代中国改革思想史。尽管这本书是以二人对话的通俗语言写出来的,但作者却以史带论、以论释实的方法,讲述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更重要的是,吴敬琏老师与马国川一起,在对中国改革过程的现实和历史分析中,讨论了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呼唤重启中国改革议程。

  在这本书一开始,吴敬琏老师和马国川就提出了一个宏大又现实的问题:中国现在正站在历史的三叉路口上,再度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大问题。由此,“我们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探索未来的进路,让历史照亮未来中国的道路”。通过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的体制演变史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吴敬琏老师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离“好的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距离。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是一种党政一体化的“Party-State Inc.”(即“党-国大公司”),因而“当改革停顿下来,甚至出现开倒车的现象,政府的管控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不断加强时,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了”。

  如果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还是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那么未来中国改革之路将如何走?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师在对话中先是引述了邓小平在1986年的一个判断: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近些年来,尽管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报告、讲话乃至决议不断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迄今为止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是整个改革踟蹰不前,甚至在有些地方还倒退了。这其中症结在哪里?困难又在哪里?未来中国改革的关键又是什么?吴老师极其深刻且毫无畏惧地指出,“以党治国”,党政不分,乃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的症结之所在。为了说明这一点,吴老师与马国川一起,回顾了从孙中山到现下中国所传流下来的“以党治国”的体制传统。

  在该书第17讲中,吴敬琏老师回顾到,“以党治国”被(孙中山从苏联)引进中国以后,就受到不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反对。1928年,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达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1929年,周恩来说:“‘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说不通的。”1940年,刘少奇也指出:“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是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1941年,邓小平更是尖锐地批评道:“‘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事实上,”邓小平到晚年一直坚持这一认识,以至到1986年他密集地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还曾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关键,邓小平坚持认为:“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改革意见和思路,1987年召开的中共第13代表大会确定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纲要之一就是要实现“党政分开”,使“党应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是,到目前为止,无人怀疑,“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仍然是当今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基本事实与格局。可以认为,自1986年邓小平提出要从“党政分开”为突破口来启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现在,要重启中国改革议程,要明确改革最终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在未来中国,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已过80高龄的吴敬琏老师,在这本书中十分明确且无畏地提出了三点:“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现宪政”。吴老师还明确地解释道:“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我们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章程,而宪政的要义在于,任何行使权力的主体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不允许有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

  未来中国要走宪政民主之路,并不仅仅是吴敬琏老师经过大半生的现实观察和学术思考最后得出来的结论,说来也是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一个政治理想。譬如,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所做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讲话中,就非常鲜明地说:“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

  现在看来,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和惨烈的年代,毛泽东本人在当时还不是很清楚在抗战胜利乃至战胜国民党而夺取中国政权后,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建设的宪政到底是怎么样的。尽管如此,当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政治,这一点至少在当时表述上是非常清楚的。毛泽东当时还明确地讲“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那么,这种宪政民主又大致是怎样的呢?毛泽东具体解释道:“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这还不够。毛泽东还更明确地讲,当时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建设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啰哩啰嗦引述一堆,批判起来非常简单。列宁说:“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处。”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与吴敬琏的全盘私有化、西方普世价值观,有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根本区别,需要从根儿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极左派为“文革”招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煽动民粹。其实,僵化保守和改旗易帜,极左、极右,在否定共产党上异曲同工。

  从里根、撒切尔上台后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管是哈耶克,还是弗里德曼,连西方自己200年的工业化进程都没说明白,更说不清美欧眼前的金融危机,遑论中国的崛起。中国当然有中国的问题,腐败、两极分化、人和自然关系紧张、产能过剩、“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但绝不是如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改革不到位,市场不到位,国进民退,按普世价值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广东的乌坎事件,当然值得同情,但事件的解决缺少共产党的主动,就埋下了隐患。实践证明民粹主义救不了中国。中国的最大问题,最大矛盾,中央已经指出:“不走僵化保守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太对。但如果政治上仍保留了僵化保守,经济上形成官僚垄断资本的邪路,就太危险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一开始是允许用资本和资本主义救文革之弊,恢复五星红旗的本来面貌。一颗大星是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工农联盟是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中国人喜欢走极端,搞社会主义搞出文革,利用资本主义,把工农变成了弱势群体。中庸:唯大英雄而本色,执其两端用其中以为民,最需要反思的是改革本身,改革本身最需要改革。用共产党自己的发展的新民主主义与时俱进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遇到的一切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矛盾,具有最大的公约数,最大的共识。如此而已,岂有它哉!表面退一步,实际进两步。无论是普世价值者,第三条道路者,中左、中右者,重读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新民主主义论,哪怕只是重读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或是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都会有切肤之痛,电击般的惊悸与“原来早就说过”的叹服。封杀新民主主义论,是与历史较劲,与自己的传统较劲,与常识较劲,与中国的必由之路较劲!五年,只有五年的机会,新一届党中央就应该写出《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建章立制。

  自由派彻底的市场经济,一切都是要素,一切要素都可以交换。中国现在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它可以买100艘核动力航母,加一万架F-22,加十万辆美国M1A2SET主战坦克,剩下的零头还可以买100万套“奎反林智能反坦克导弹”。美国的无本生意、专利、知识产权、品牌、咨询、好莱坞大片、签证费。现在不管问题多成堆,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实体经济国,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第一大工业品大国,第一大装备制造业大国,第一出口大国。我们人均GDP只相当于日本的1952年,我们城市化率只有51%,中国还有70%的人口是穷人,1.2亿人每天消费还在一美元之下,中国不是日本,战略空间和纵深大得很。

  中国有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产能过剩,如果用好中国和亚非拉两个市场,建立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国家主导,,企业招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将恪守货币主义的教条抛进太平洋,打破美日欧不断“量化宽松”让人民币不断升值的陷阱,中国的前景一片光明!中国决不能去工业化!金砖不会下金币,大楼不会生别墅,黄花梨桌子长不出紫檀家具,只有机器可以生机器,只有工业品可以几何指数增长,土地、金银这些不能指数增长的东西才会升值。中国也一样,钱市、股市、房市、期货市都是一市。以北京为例,2000万人,620万户,其中每年一度电都不用的房子381万套,全国,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这样的房子6600万套!全世界都经历过房地产泡沫破裂,中国特色就不会?我不信。2011年8月2日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五个交易日里,全球股市蒸发了4.4万亿美元,全球人均损失4000元人民币,西、葡、荷、英、法、日去工业化后都江河日下,美国有近百年的老本,但在中国工业化的压迫下,信用等级被降级,虽还不是帝国主义的墓志铭,但一定是我们的机遇期。刘源说:确保战略机遇期,战争是最后选项。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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