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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中国左右派对宪政无共识 但爱国无异议

宪政为人们提供了上帝、君主之外重组共同体的替代性选择,宪政不易,但值得每个人追求,同样需要每个人承担责任,推动宪政适应时代的变迁。英国宪政学者惠尔认为,“一部相当适合于某时代人民需要的宪法,可能随时代进展与共同体社会结构的变迁而逐渐面目全非。不仅宪法本身,而且修宪程序,都应随着变化了的条件而变化。”

  《金融时报》中文网7月8日发表孙兴杰评论文章,原题:构建中国宪政共识

  中国舆论界关于“宪政”的讨论持续了一月有余,除了彼此的口水大战之外,我们对于宪政的知识增进了多少呢?在“棒杀”与“捧杀”宪政之外,需要给宪政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锚地,而不是如浮萍一般任雨打风吹。当欧洲人在为如何构建欧洲宪政而争吵的时候,中华大地却在为要不要宪政而口诛笔伐,再一次印证了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在政治光谱中的序列。

  中国左右两派在宪政问题上无共识,但在爱国问题上应该没有异议。宪政的理想需要在爱国的“时空”中生根发芽,而爱国主义唯有宪政的规则与程序才能理性。全球化已经让世界经济连为一体,各国经济的竞逐,何尝不是耐力与制度的赛跑,权力公有才能保障财产私有,唯有明晰的产权才会有发达绵密的市场体系,而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普世性的经济体制。在发展经济这一价值中立的目标之下,隐含着对宪政的诉求。没有宪政的保障,一度热炒的“中国模式”还能持续多久都是个问题。

  不是对话的争吵

  5月21日,一篇关于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的文章给舆论界扔出一颗炸弹,将中国政治制度置于宪政的对立面,随后有官方媒体跟进,于是乎对“宪政”的攻讦接连不断。遗憾的是,这些文章几乎都没有学理逻辑,而充满了诛心之论,一些媒体做了超出它们职责与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

  反对宪政的理由,无非是宪政是西方的,内涵着西方的阴谋和陷阱,如果走宪政就会把国家引入邪路,更有甚者将宪政与执政党的地位联系在一起,俨然以执政者代言人的面目现身。棒杀宪政的文章几乎没有历史经验根据和逻辑可言,以“我是真理”的高调姿态弹压不同的声音,最终的结果是引起微博上一片骂声。

  随着网络媒体,尤其是社交网络的兴起,中国的舆论界已经出现了两套截然不同的话语:官方媒体和民间声音,前者继续着“宣传”与广播式的单向灌输,不管读者是否接受;而民间的声音继续多元化,而且是双向交流式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难以对话,更谈不上交流。而恰恰这场猫对狗的语言对攻让“宪政”成为最炙手可热的词汇,也提供了一个正本清源的机会。

  这场宪政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吵,而没有共识基础的攻讦让人们看到了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意识形态危机。意识形态并非贬义词,但是在昔日“冷战”的背景下,意识形态被污名化了,任何社会组织都需要意识形态的统合,通过意义、符号、仪式等方式将秩序合法化。换言之,意识形态是对现有权力关系的确认与承认,如果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妥协与共识,枪杆子将成为政权唯一的支柱。与意识形态向对应的是乌托邦,一个良序的社会需要一个乌托邦的未来图景,否则意识形态就是僵死无效的。反宪者们以捍卫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尊严自居,但是却忽视了构建一个为受众接受的乌托邦。即便将“宪政”彻底污名化,打入十八层地狱,也没有解决一个核心的问题:如何构建一种为民众所信服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多数宪政支持者对反宪的言论多嗤之以鼻,而宪政派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这为宪政之争增添了更多的智识色彩。反宪的言论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即何为宪政,谁的宪政。而宪政派内部在要不要宪政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异议的,更多的是在宪政道路以及中国的宪政资源方面有不同的看法。西方的宪政历史、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以及民国的宪政经验,每一派别各执一端,而宪政派内部的争论或许为中国宪政之路提供可资使用的精神资源与历史经验。

  对话而不是攻讦,批判而不是批评,是在多元主义时代寻求共识的可行之道。而反宪派的言论毫无对话的诚意与能力,因此这场没有对话的争吵不会有生命力,而值得期许的是宪政派内部的对话与辩论。宪政的话语应该是多元的,需要有世界历史的视野,所谓世界,乃东西并包,所谓历史,乃古今兼容。

  • 责任编辑: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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