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日前开始进行政府性债务审计，引起了轩然大波。据说，有的地方政府乾脆取消了公职人员的休假，藉此来紧急应对这场可能的“审计风暴”。那么各级地方政府究竟欠了多少债？尽管各方口径不同，但数额都十分惊人。花旗银行的推算是在12.1万亿元。一位国家审计署高官则估计在15至18万亿元之间。另一位退休的原财经界高官却认为应不少于40万亿！如此巨大的负债额与如此悬殊的数额差距，让中央政府既震惊又气恼。如果不能弄出个详细而准确的数据，不弄清地方债这个大家底乃至大漏子，金融监管便无从谈起，财税改革更是水月镜花、遥遥无期。
内地城市充斥“底市现象”
在中央高层对这一严重发展事态感到忧心忡忡的同时，社会公众最为关注的则是，中国是否会出现诸如美国汽车城底特律那样的城市破产现象，甚至出现多米诺骨牌式的连串破产。尽管国家发改委对此立即予以澄清，但广大公众的担心，难道真的都是杞人忧天吗？笔者以为，事情当然不会这样简单。因为无论从债台高筑，还是从传统产业的衰落来看，那些偶然或必然导致底特律破产的原因也正在中国不少城市显露端倪，“乌云”正在一步步聚拢，只是滂沱大雨尚未倾盆而至罢了。
底特律破产给中国人的最大警示恐怕就是在告诉我们，城市发展的过度单一化将是衰败之路死灭之路。昔日的全球汽车製造中心何以沦落到这种境地？根本原因还是底特律的产业过于单一，过度依赖汽车产业，财政收入的80%都栓在这一根桩子上。加上近年来美国汽车市场不断被外国企业瓜分，留给底特律的份额自然越来越少。同时，自动化的普及和亚洲劳动力的成本低廉，也都迫使美国汽车企业不停裁员，造成底特律人口流失和税收萎缩。当这座210万人口的大城市锐减到71万人时，它的“末路狂花”的最后一站大概就只有宣布破产了。
反观中国，随?产能过剩问题日趋严峻，中国内地一大批传统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也已经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钢城”“煤城”抑或其他靠单一传统产业支撑的城市，无不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不少地方政府在低质量高增长的惯性思维与不良政绩观的影响下，在没有找到新路的情况下，仍在老路上踽踽而行、举债度日。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要说一句大实话，公众的担心归担心，但在中国内地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中国式的“底特律破产”恐怕在近期都难以出现。我说这样的话，绝不是为了安慰什么人，也不是为了给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不甚乐观的财政金融形势涂脂抹粉，更不是用城市破产与否作为衡量中国发展是否健康的标准。我仅仅是在不掺杂任何感情色彩的前提下，向公众说出一些客观事实。
第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地方债务融资尚属起步阶段，还没有呈现失控状。第二个事实是靠卖地支撑还债已经是许多地方政府公开的秘密。第三个事实是中国地方政府还拥有规模较大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因此仍可以延展自己的债务空间。第四个事实是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有较好的稳定的偿债能力，尽管这种能力目前还是理论上的潜在能力。第五个事实是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缺少明确的法人和法人主体地位。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城市的负责人都难以对本地的举债负债状况负有真正的权力和义务。因此，任何一个城市也就都不具备完整的破产资格。在中国现有的权力框架内，无论是过去的举债，还是今天的债务清算、债务重组，都是集体动议集体决策集体拍板集体行为。
迟来幸事抑或未到不幸？
城市本身的生存发展与城市管理决策者的命运并不是荣辱与共的紧密共同体，债务并不是官员行走官场的羁绊，而仅仅是套在国家财政脖子上的绳索。几年前有媒体透露，中国内地县级领导干部的平均任职时间仅为一年零八个月！如此超短的任期和频频调动，会有债权债务的约束和对长远发展通盘考虑吗？由此可见，在制度缺陷的前提下，一个城市破产还是不破产，又有什么意义呢？
自1937年以来，美国申请破产的地方城镇已达600多个。很显然，这是一种资本与资源配置过程中的颠簸，也是产业转型或经济转型的动态。中国目前不会出现类似底特律的城市破产，但这是迟来的幸事，还是未到的不幸呢？我们真的需要深思。
作者：秦晓鹰 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