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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从薄熙来案透视中国的难题与法制进步

中国高官不断落马,不只说明中国官腐现象十分严重,从落马高官不断受到审判的事实,从处理高官从“政治”转向“法治”的事实,也能说明中国法治正在进步。

  陈群

  人们等待已久的薄熙来案即将开庭。检方指控薄熙来三项罪名是“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显然是以“刑事案件”起诉,当然未涉及外界传闻的“党内政治斗争”。笔者以为,薄案开庭,证明中共反腐“苍蝇老虎一起打”说话算数,证明中国执政党打击贪腐的“断臂式”决心,证明中国走向法治社会越来越坚定的惯性选择。

  从薄案透视中国难题

  薄熙来案之所以格外引人关注,是因为薄熙来身罩三层耀眼光环:所谓“中共元老之子”,政治资源尤为雄厚;所谓“民意政治家”,从大连显赫政绩到重庆打黑创举,深得一些民众拥护;所谓“一颗政治新星”,中共十八大前其出任政治局常委呼声甚高。公正说,中国腐败现象虽已十分严重,但并不等于中共对腐败没有清醒认识。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共多次发表重要反腐警示:郭沫若1944年发表《甲申三百年祭》,阐述明末农民起义军推翻明朝后,因腐化陷于失败的歷史教训。此书受到中共领袖的高度重视。黄炎培1945年与毛泽东谈“兴亡周期律”,谈及政权因腐败而亡的政治逻辑。毛泽东警告过“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陈云忧患过“腐败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习近平最近还说,“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笔者以为,中国的难题在于,腐败已成“执政首弊”。舆论普遍认为,腐败癥结缘于中国政体。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了,其实腐败并非中国专利。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奥尔森《国家的兴起和衰落》一书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配置、利益分配、政治机器,包括行政和法律,越来越知道怎样操纵……”于是,导致“政府部门越来越僵化,社会矛盾越来越积蓄和尖锐;最终导致国家和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同归于尽。”中国特殊利益集团庞大,又往往集中于政府强势部门,这些人给中共执政造成了极大麻烦。问题是,奥尔森指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当然包括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西方国家,并非特指中国。腐败现象在民主制国家也存在,凯文.菲利普斯《财富与民主》一书指出,美国“法庭以保护言论和观念自由为名,把大亨们的政治献金合法化,使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被无情地扭曲了”,“金钱比老练的文字游戏更能腐蚀民主。”凯文.菲利普斯认为美国也存在腐败现象。所以腐败并非单一缘于政体,而是国家与政府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13亿人口的中国如何能像新加坡、香港,用道德、制度、法律等综合手段遏制腐败现象?是中国一个大难题。

  众所周知,审判中共政治局委员已非头一回,歷次审判都有不同的歷史逻辑与意义。从审判“四人帮”开始,审判高官奏出了三部曲:一是“以法律形式解决路线斗争问题”,审判了“文革派”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奏响依法审判“党内最高层”的序曲;二是审判了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奏响“中共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的乐章;三是“以法律形式反对高官腐败”,审判了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奏响“依法反腐,苍蝇老虎一起打”的新乐章。三部曲勾画出中共从“政治斗争”向“依法治党”演变的行为轨迹。说明中国执政党在30多年改革开放中,既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取得了“依法治国”的积极成果。中国高官不断落马,不只说明中国官腐现象十分严重,从落马高官不断受到审判的事实,从处理高官从“政治”转向“法治”的事实,也能说明中国法治正在进步。

  从三部曲看法治进步

  笔者以为,中国改革已进入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深水区”,风险是巨大的,我们的思维也不可过于简单化。著名的“托克维尔定律”折射出中国政治双重含义:它提醒执政者,“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也出现了贪污受贿腐败、两极分化、特权利益集团等社会弊端。说明改革既是必须,又潜藏极大风险;它提醒民主派,民主改革未必带来民主秩序,也有可能陷入法国大革命后民粹主义泥潭,清算富人、践踏精英,可能是断头台政治的重演。有人说,法国不是挺好么?但中国若出现“民粹主义泥潭”和“断头台政治”,谁能保证能像法国一样,谁又能担负这样的政治责任?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 责任编辑:书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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