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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阳:台湾“二二八”事件是如何“脱敏”的?

马英九仍然在道歉的路上继续前行。对他和支持者来说,2008年和2012年两次大选,二二八议题没有发酵,证明马英九已经带领国民党,走出了“二二八”事件的阴影。历史的伤口慢慢止血,历史开始走向新的一页。

  类似的回忆还有许多。高雄冲突中,议长彭清靠率民意代表到高雄国军司令部,要求撤走在市区滥杀民众的巡逻队。其中一位民代大骂蒋介石,惹怒司令彭孟缉,三位民代被当场枪毙,彭清靠也被捆绑入狱。

  事后,彭清靠之子彭明敏在回忆录中说:“到了这个地步,父亲甚至扬言为自己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能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传自己是华人。”受父亲影响,彭明敏后来成为“台独教父”。

  不久后,从基隆港登陆的国军迅速南下扫荡,黄文雄开始在被窝里听到窗外密集的枪声。至此,不管本省还是外省人,人们开始了共同敌人——向国民党及其军队。而事件结束后不到三年,随着国军在内战中落败,一群又一群民国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和家眷下岸后,直接搬进台北后来被命名为“南京路”、“杭州路”的街区。上至“总统”,下至“警总”,没有一个人能听懂台语,却拥有这座小岛上至高无上的权力,“外来政权”从一开始就被贴上“原罪”的标签。

  “二二八”伤痛还未抹平,戒严令随之到来。这让当时以外省籍精英为主的公知圈十分不满,60年代以前,还有诸多异议者,但随着雷震被捕、殷海光含恨而终,柏杨入狱,台湾进入“沉默的二十年”。

  事件该如何定性?

  在镇压以后,当局又实施清乡措施,逮捕与枪决了许多知识精英、学生和民间领袖。为了平息舆论,陈仪成为替罪羔羊——官方以行政长官公署政策判断错误、处事不当,造成国内舆论不满,陈仪被解除行政长官职务,改任国民政府顾问。

  国民党官方将“二二八”定性为反政府的有预谋行为,并将矛头暗指向共产党,认为其在事件中曾煽动骚乱。3月28日,台湾省政府主办的《台湾新生报》社论《二二八不是民变》称“事件完全出于有计划的预谋,查缉私烟之引起死伤,不过是它的导火线。主谋者是怀有政治阴谋与野心的乱党奸徒,和过去日人豢养下的一些鹰犬,附从者是一群被唆使的地痞流氓和一部份被煽惑被胁迫的青年学生”。

  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被指责方的否认或者承认。在1949年前,中共将该事件定性为“台湾的自治运动”,(1947年3月20日,《解放日报》社论》),1949年后,则称为“二二八起义”,定性为爱国民主运动,指责国府野蛮制造白色恐怖。至今,大陆官方每年都在举办纪念二二八起义的活动,2012年前一直以座谈会的形式纪念事件,近两年则改成学术研讨会。

  此事件造成许多伤亡,数字众说纷纭,各方统计的死亡人数,由数百人、数千人、一万余人,至数万人不等。1992年台湾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的推估数据,则为18000人至28000人。

  虽然处于内战期间,但国民政府没有实施戒严令,也没对媒体进行严格控制,因此民国一些有影响的报纸纷纷对事件进行分析和报道。3月2日《大公报》头版报道事件,提及民众对经济与政治状况的不满,以及缉私伤及人命做为暴动发生原因。

  3月3日的上海《文汇报》报道“在台北发生空前大流血惨剧,两日事变中,致有三四千人死于非命”,在“编者的话”专栏中,又记载“这次的骚动,警察曾开枪,死伤平民达三四千人,可见这骚动,还是以强力压平的”。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官方媒体以及陈仪的记者会上,则强调外省人的伤亡,如官方的《中央日报》以“台北秩序恢复,台胞伤亡数十人,监察院已电令查办”为标题,称台胞死伤不足百人,外省人则死伤超过四百。

  而当时的西方驻华记者也参与了报道。如当时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约翰·鲍威尔(John W. Powell)等西方记者亲自到台湾采访。鲍威尔的报道称,政府部队使用了难以想象的残暴方式来镇压,称当时统治状况劣于日治时期,并以“浴血台湾”(Blood Bath in Taiwan)为自己的报道标题;同时引用目击者称,提及一次机枪扫射造成25人死亡百多人受伤,以及台北附近一处有20名青年遭割耳鼻后处决等状况。

  除了死亡人数外,在事件当中出现的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流血冲突、亲日力量的参与程度、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影响力则有不同的学术分析。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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