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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阳:台湾“二二八”事件是如何“脱敏”的?

马英九仍然在道歉的路上继续前行。对他和支持者来说,2008年和2012年两次大选,二二八议题没有发酵,证明马英九已经带领国民党,走出了“二二八”事件的阴影。历史的伤口慢慢止血,历史开始走向新的一页。

  很长一段时间,绿营和独”一些学者将“二二八”视为台独运动的一个精神图腾,认为是反对“外来政权”的一次抗争,并刻意放大事件中的省籍矛盾。但当时的“台独”还远远没有成为思潮。著名的“台独”理论大师史明在抗战期间,还曾亲赴延安打游击。曾经是日共的分支的台共的确曾经希望台湾能够摆脱“殖民统治,走向独立”,但这和当年全世界的马列信仰者和左派一样,深受“民族解放”理论的鼓舞。而且当时的民间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在《告全国同胞书》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

  统派学者王晓波则认为,当日台湾严重的粮荒,是民怨的重要根源;而粮荒的出现,则与日本人有莫大的关系。一些统派研究者指出,在二二八事件中,民众穿着日本服饰,操日语,使用日式武器,唱日本国歌,发布日文战报。而日本在国军接收台湾前有计划让台湾物价飞涨导致,日本政府才是元凶。学者黄彰健的研究指出,二二八事件的帮凶是当时美国派驻在台工作三名情报工作者,为了让美国托管台湾,处处协助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对抗长官公署。但这样的说法虽有参考价值,但以分析和推测为主,缺乏很多事实依据,也很难受到舆论赞同。

  脱“敏”过程:体制内走向社会

  1950年5月,当局匆忙宣布二二八事件就此结案,封存史料。在戒严期间,有关“二二八”的讨论被视为禁区,甚至无任何学术研究资料。

  上世纪80年代,当局开始探索政治改革时,一些民间研究者和民间组织才重新提及“二二八”。1986年3月,民间社团台湾人权促进会以“省籍与人权”为题,举行座谈会,纪念二二八事件。同年9月,民主进步党成立,在其行动纲领第五十一条,便规定了“公布二二八事件真相,并定该日为‘和平日’,以期化除省籍歧见。”

  彼时,蒋经国还未宣布解除戒严。这两个组织的活动虽然被当局监视,但是当局并没有干涉。而此时国民党的“吹台青”计划已经十分成熟,李登辉、连战、吴伯雄等本省优秀中青年干部已经在党内备受重用。而且吴伯雄等还是受害者家属(吴伯雄的亲叔叔吴鸿麒在“清乡”期间被杀),他们受到重用也表明主政者没有排斥“政治不正确者”的后人从政。

  1987年,蒋经国刚拔出关着民主魔瓶的塞子,就亲睹专制治下的井然有序到民主之初的喧哗沸腾。“二二八”等“敏感词”的脱敏开始走出第一步——没有老大哥后,民间逐渐破除心中的恐惧,纷纷跨出自我设定的禁区。

  1987年,为纪念二二八事件40周年,海内外台湾人社团组成“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对二二八受难者作追思礼拜,希望政府和社会大众能正视历史的伤痕,疗伤止痛。“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的获得了社会大众的共鸣与支持,越来越多社团加入,二二八受难者家属也终于打破40年的沈默说出心中的痛苦。台湾人也逐渐破除心中的恐惧,走上街头,要求还以公道。1989年,这个话题还被搬上了电影,侯孝贤拍摄了《悲情城市》。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逐渐让步,此后二二八事件不再是最大的禁忌,有关“二二八”的讨论迅速公开化,甚至民间开始提出“清算”和“追责”的要求。

  但在党内,该不该让公民直接选举地区领导人、要不要废除“万年国民代表”、修改“五权宪法”等政治体制改革议题以及“二二八”等历史事件定性问题仍然没有共识,国民党内因此分成了“主流派”(改革派)和“非主流派”(保守派)。前者希望直接推动地区改革,以适应民主化的潮流;而后者则希望“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暂时不改革间接选举等制度,以为国民党改革与转型和未来面对选举制度赢得时间。在二二八”等历史事件问题上,二者也有较大的冲突。前者希望能够以政府的名义诚恳道歉,承认执政失误,并采取赔偿和调查真相等补救措施,以此卸下包袱,赢得民意;后者也认为应该道歉,但要掌握事件定性的诠释权。

  矛盾并没有公开化,但是在一些对外接受采访中可以略知一二。1988年12月31日,蒋介石的老乡、保守派大佬“行政院院长”俞国华在受访时称,二二八事件乃“中共利用偶发事件来扩大事端”,又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纷争自古便有。当年满洲人入关杀了很多汉人,满洲皇帝也未向汉人道歉”。1989年,担任国防部长的郑为元认为二二八事件是谢雪红等台湾共产党分子“幕后策划”。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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