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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中国应全民辩论计划生育政策

有关是否放开“二胎”或“单独二胎”政策最近在中国引起争议。根据目前的人口形势,中国生育政策已迎来调整窗口期,再晚,就来不及。将这些利害关系讲清楚,需要把这一问题作为一个公共议题,交由中国全社会去讨论。

  有关是否放开“二胎”或“单独二胎”政策最近在中国引起争议。中国主管人口政策的国家卫计委三次回应,表示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这意味着众所期盼、且在中国有着很大共识的放开“二胎”近期无可能性。

  国家卫计委在计生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并不奇怪,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中国在生育和人口领域的最大利益集团,每年征收的社会抚养费至少高达200亿元人民币。假设放开“二胎”或“单独二胎”,乃至最终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让人们自主决定生育,卫计系统就将损失这笔巨额费用。每年征收的几百亿社会抚养费既缺乏法律依据,也不符合人道精神,已经沦为政府最大的乱收费和赤裸裸的对民众的“抢劫”。

  计生政策不但与当下民众的利益与幸福切实相关,也关乎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未来命运,此外,它还是一个基本人权问题。1978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当时中共有关人口问题的“公开信”中说到:“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如今30多年过去,“公开信”所谈到的“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已经不是严重的问题了,现在该是兑现诺言,把生育权利还给民众的时候了。有鉴于此,我认为,应将计生政策乃至人口国策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在全民讨论,而不是由卫计委一家说了算。

  全民讨论计生政策的好处还在于,在全社会培养公共辩论精神,也是对民主的训练。中国缺少一种公共理性,而这种公共理性对中国未来实行民主化非常重要。公共理性获得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经由全社会的公共讨论和辩论,在讨论和辩论中明辨是非,达成社会的最大共识。这其实就是民主的训练。民主是需要对话和妥协的。将计生政策而不是其他政策作为全民讨论和辩论的主题,是因为它既关乎国家发展和个人切实权益,非常重要,却又少了一层意识形态色彩,不会触及到执政当局的痛处。

  对人口生育这一重要的私权利进行长达30多年的国家干预和调节,而且看来还将继续维持下去,这在人类史上是仅此一类,没有哪个国家敢这么做的。客观地说,计生政策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长期执行的结果是带来了许多后遗症,包括正在显现的性别比失调,人口快速老化、独子化、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无人保卫国家,以及建立在多子女基础上的传统家庭伦理和传统文化的消解等。

  尽管人口学家对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此乃衡量人口正常生产与否的最重要指标——判断不一,但普遍预计在1.2-1.4。而正常的保持人口自然更替的生育率应该是2.1。由此可见,中国已处于一个超低生育水平。这一严重后果是个什么概念?打个比方,假定未来生育率维持1.4不变,人口学家的模拟显示,十代人之后,中国人口规模将是目前人口的2.8%左右,即不到4000万人口,一些城市比如上海,由于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0.8左右,如果保持不变,在十代人的时间内,其人口数量将减少为现在的万分之一,即由大约2000万人下降为2000人。

  现实中当然不会出现这种极端情况。但此假定让人们看到维持现有生育政策的恶果。

  那么,放开生育,是否会在短时间内造成人口反弹甚至爆炸,从而使得在过去几十年好不容易取得的成就前功尽弃?主管部门的这个最大担忧不能讲一点道理都没有,但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人类——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既有的经验表明,造成贫困和环境破坏的首要因素不是人口增长本身,而恰恰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后者才是决定性因素。

  从人类历史看,目前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时期,但恰恰也是人类最富裕的时期。未来学家早在几十年就预言的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至少到现在还未成为现实,原因就在于,人类目前实行的制度安排和科技进步化解了人口增多带来的潜在危险。其他国家的经验也说明,彻底放开人口政策不会造成人口爆炸。例如,许多经济发达的地区恰是人口密集的地区,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都是人口稠密地区,但同时又是经济发达和环境优美地区。印度同样是个例子。印度在过去30年中人口增长比中国快得多,虽然GDP增长不如中国快,但也低不了多少,而且一些经济学家预计,今后印度的经济增速将要超过中国,因为印度的民主体制决定了它有后发优势。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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