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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既得利益成中国改革难题 创新体制应培养新利益

中国体制改革的困难,不仅来自于官僚体制的阻力,也来自于其他各个方面。如果说改革是体制的改革,每一个大大小小的体制背后都是既得利益。在中国,各个阶层的官僚、公务员体系、国有企业、银行、大学等等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所有这些体制化的既得利益可以大唱改革,但只可改革他人,不可改革自己。

  郑永年:为何体制创新更具红利?

  中国体制改革的困难,不仅来自于官僚体制的阻力,也来自于其他各个方面。如果说改革是体制的改革,每一个大大小小的体制背后都是既得利益。在中国,各个阶层的官僚、公务员体系、国有企业、银行、大学等等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所有这些体制化的既得利益可以大唱改革,但只可改革他人,不可改革自己。例如,知识分子是倡导改革最高调的,但一旦涉及到改革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大学等研究体制,他们的反对声音也是最响亮的。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机构是最难改革的一个领域。

  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中国,各个国家都是如此。如何推进改革?中国可以从其他国家学到很多经验教训。一个社会,一旦稳定久了,没有大的伤筋动骨的危机,各方面的利益就会高度制度化,每一个体制背后都会是庞大的既得利益。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书中早就论证了既得利益如何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他的书出版在1980年代。通过把西方和亚洲的日本、“四小龙”等经济体作比较,他发现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经济发展迟缓,而当时亚洲的日本、“四小龙”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则发展迅速。他的一个观点是,一个国家,和平的环境久了,既得利益就强大起来,最终演变成阻力。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因为有战争等因素,摧毁了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有能力摧毁既得利益,这些经济体的发展反而很迅速。

  西方1980年代之后的经济发展,也要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英国的撒切尔革命和美国的里根革命,目标都是公共部门的私有化,政府尽量退出公共经济领域,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监管。这是一场政府的自我革命。尽管在很多社会领域,这场革命因为民众反对而没有发生,但在经济领域,这场革命大为解放了西方的生产力。这场革命也促进了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当然,这场革命也为世界带来了深刻的教训。这场革命之后,政府对一些新的经济活动没有建立监管制度,最后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大众民主成为既得利益

  奥尔森所说的这种既得利益阻碍改革的情形,今天仍然继续着。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各国都在讨论改革、改革、改革,但所有国家都没有重大的改革动作。为什么?既得利益使然也。欧洲尤其如此。欧洲的主要问题是异化了的福利制度。福利制度本来是要保护社会的最底层,让穷人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但到现在,福利制度普遍演变成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没有动力去工作,高度依赖于这一制度,也就是一般人们所说的“养懒人”的制度。

  当越来越多的人依赖于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就变得不可持续。很多年来,欧洲人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就是没有能力去做。原因也能简单,福利制度背后庞大的既得利益。如何克服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这是欧洲各国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实际上,大众民主制度本身,已经演变成这个庞大既得利益的最大主柱。

  在民主的两百多年历史中,大多数时间都是精英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在精英民主情况下,人们的政治权利和人们对社会的经济贡献比较平衡,因为当时投票权(最重要的政治权利)受各种限制,尤其是财产的限制。大众民主的到来,改变了这种情形。在大众民主下,一人一票,人人政治权利平等。但是,人们对一个社会的经济贡献则不一样。这就产生了一个结构性问题——人们可以使用手中的政治权利(选票),来获取经济利益(福利)。

  • 责任编辑: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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