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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宪政与中共重建政治合法性

在枪杆子、笔杆子和钱袋子都已失去了有效控制国民的情况下,要想重新取得国民的认可和支持,难道舍宪政还有其他路径吗?现在这个时候还要批宪政,岂不是要加快自我崩溃的进程?

  1887年,黄遵宪在其《日本国志》一书中首提宪政一词,由这个词所定义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便很快进入到中国知识人的视野中。在晚清帝国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依靠何种制度才能拯救日趋衰败的中国,对于当国者和知识人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共同面临着一个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皇权专制制度的根本转换。不管是慈禧太后还是梁启超,他们通过不同的知识和信息渠道,最后都意识到了,中国只有走西方列强所开辟的宪政这一条路,才可能避免帝国的彻底崩溃。在晚清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中,君主立宪计划虽然并未按统治者所愿如期付诸实践,但是,取而代之的共和制度首次将其政治合法性建构于宪法之上,由此开拓出中国近百年来的宪政进程。

  辛亥革命为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个有着宪政之形的政治制度在其诞生之时,其实依旧被专制的政治逻辑所支配,由此引发了民国初年普遍的政治混乱,上演了两出帝制复辟和后来持续的军阀混战。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政和宪政的路线图,针对的就是当时分裂的中国,军政的首要任务是打倒军阀,清除割据,完成国家统一,然后再通过一定时间的训政,为宪政奠定基础。孙中山规划的这条实现宪政的路线图,显然是符合中国政治演进的实际状况,也符合中国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大目标。因此,它得到了不同政治力量的支持,不仅国民党力行总理遗志,其他党派,包括中国共产党,都广泛认可孙中山的政治理念,认同他的三民主义和有关军政、训政、宪政的思想。

  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这一事件意味着持续的军阀混战的终结和中国统一秩序的初步形成,也意味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所导致的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成为军政阶段所要解决的最后问题。国民党军队对中共红色苏区的五次围剿,极大地压制了中共的生存空间,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重建新的根据地。“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日之间的矛盾迅速压倒了国内矛盾,救亡成为中国各个党派和各个社会阶层的共同诉求,中共掌握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利用西安事变,和蒋介石达成谅解,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日战争使得中国的宪政进程不得不中断。在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看来,战争的特殊情况迫使训政期只能延长,有关召开国民大会并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的工作只能推迟,宪政建设只有在战争结束之后才能全面展开。但是,在中共看来,宪政可以在战争条件下继续进行,宪政进程不应以战争理由而被中断。很显然,中共在践行宪政的立场上表现出了比国民党更加迫切的态度。这个态度并非为中共所独有,奉行自由民主的第三方势力,即分别独立于国共两党的民主党派也倾向于加快中国宪政步伐,在国统区兴起了要求国民党实施宪政、结束一党统治的民主运动。

  为了主导中国的宪政运动,中共领导下的延安,于1939年底起,分别成立了新闻界、妇女界、青年界和商界的宪政促进会,并于1940年2月20日成立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在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讲话,他在这个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这个讲话表明,中共要坚决扛起宪政这面大旗,既要领导人民争取独立,也要领导人民争取民主。

  对于“宪政是什么”的问题,毛泽东回答得很明确: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在他看来,这个民主政治既要区别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也要区别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他把中国的民主定位于新民主主义的宪政。那么,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毛泽东引用了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一个说法:“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毛泽东认为,孙中山的这个话,就是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应当“熟读而牢记之”。

  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国民党假托训政的名义,千方百计地拖延宪政的时间,完全是违背了总理的遗嘱。按孙中山的要求,国民会议要在短时间里尽快召开,毛泽东为此质问道:“孙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张的国民会议至今没有开。天天闹训政,把时间糊里糊涂地闹掉了,把一个最短期间,变成了最长期间,还口口声声假托孙先生。孙先生在天之灵,真不知怎样责备这些不肖子孙呢!”所以,毛泽东强调,成立宪政促进会的目的,就是要“促”顽固派之“进”,不让他们躺着不进,就是要群起而促之,加快实行宪政,加快实行孙先生的遗教。

  毛泽东还坚决反对那些挂宪政之名行专制之实的统治者,认为中国早有过宪法,但根本看不到民主和自由,那些打着宪法幌子的大总统和专制皇帝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毛泽东说:“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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