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在谈到第一次来中国的印象时曾说，他最初极不习惯中国人在表述意见时总爱用“第一……第二……第三……”这样的表述方式。但是当基辛格与中国人打交道愈来愈多之后却发现，这看似孤立存在的排比句的背后却有?紧密的逻辑关系，而且其中内含丰富、大有文章。可以为基辛格这句话加以佐证的最新例子，就是几天前，由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了。
这次会议决定在11月召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外舆论只要细细琢磨会议提到的四个“必须”，就会“发现”：这其实正是中央全会的主旨和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换句话说，四个“必须”集中反映了中国最高决策层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评估，也向外界透露出了中央政府正在遵循的主要施政方向。
不舞改革剑断无希望
中共政治局所说的四个“必须”，简单概括起来是：一、必须坚定深化改革的信心、坚持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注重深化改革的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各项改革；二、必须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三、必须充分认识改革面临的矛盾和困难，敢于啃硬骨头，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四、必须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笔者认为，这四个“必须”的核心其实就是在强调一句话，即坚持改革开放决不可有丝毫动摇。
中共高层在今天斩钉截铁地强调改革开放，并把这一方针置于“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实现民族伟大復兴”的关键一招的神圣地位，是为大势大事所逼发出的急切之言，是有相当针对性的务实之语。
那么是怎样的形势与事态决定了中国必须继续把改革向前推进和引向深入呢？笔者以为首先是国内外的经济环境对中国形成了挤压态势。中国长期依靠外贸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道路在世界经济危机下越走越窄，经济转型和拉动消费是惟一的活路。但要打通这条活路，谈何容易?不舞动改革之剑，断无希望。其次是中国正面临可诅咒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临近。人口红利、劳动力红利等早期发展优势正在迅速消失，如果没有“改革红利”（李克强总理语）的挖掘和补充，中国就难以跨越所谓“繁荣的危险期”，中国经济这部曾令世界羡慕的快车就不是减速的问题，而是有可能驻足不前停下来。再不进行社会管理的制度化改革，再不对有责任却罔顾责任的各类机构和公职队伍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社会混乱引发的暴戾之气必将迅速蔓延，到那时，民何以为生？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下的中国必须通过加快各类方向正确的配套改革，才可能再聚民心、再集民力，防止社会的撕裂。不可否认，改革开放35年国家面貌大变，民众生活大变。但由于客观与人为的因素，物质佔有、财富积累与分配以及发展机遇的不平衡状况日益严重；收入差距造成了贫富差距以及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固化。这种利益的固化如果不能加以尽快调解溶合或软化，所产生的对社会的牵动，就极有可能引发社会的断裂的冲突。与此同时，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职员（特别是高管人员）利用所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垄断地位实现的“寻租”腐败，更使贫富差距打上了不公平的印章，从而激起了社会公众更为强烈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