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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我们的毛病就是官员坐在中间 坐在前头

“我很庆幸我能被这么多的人关注,很庆幸我能成为行业中的一种声音,也因此能在与各种声音的斗争中享受着其乐无穷的快乐。这个社会缺少的恰恰是声音,特别是表达不同意见的声音。”任志强在新书的一章里专门记述了这个退而不休的故事。

  原标题:没野心更不优雅

  与许多媒体同行描述的一样,他不是一个擅长客套的采访对象。没有握手寒暄,甚至没有目光交流,在我走进任志强办公室的前几分钟里,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没有任何表情,始终歪头盯着电脑屏幕。

  和我一起来访的还有两位出版社的编辑,他们要来为任志强的自传《野心优雅》拍摄纪录片,结果被他歪着脑袋一顿奚落:“认识我的朋友都说,我既没有野心,更不优雅,但他们坚持用这个题目,老想着把这本书娱乐化,弄个明星八卦式的推广方式。他们认为这个词能骗老百姓,但我不赞成,我认为它应该更严肃一点。”

  这符合人们对于任志强的一贯想象。他并不是中国最有钱或者最有名的企业家,但却是性格最鲜明的企业家之一。面对这样的一位受访者,我迅速浏览了自己的采访提纲。里面涉及的关键词包括: “红二代”、国有企业管理者、市场经济、微博、先天下之忧而忧、政府欠条。

  我试着以一个略带对抗性的问题打破僵局:“你在很多场合都表示,国有企业是有问题的,但你本身又做了几十年的国企老总,不觉得有点分裂吗?”

  “你说得很对。”任志强仍然面无表情地拧着眉毛,但过了几秒钟,他把头转了过来。

  “我根本不可能化解这个矛盾,现在他们不像是管企业,越来越像是在管家”

  除了狠狠抽了几口烟外,几乎再没任何过渡,任志强一口气讲了做国企老总的三个“不易”。

  第一件,上课。华远集团公司是国有独资企业,任志强当领导的时候,每年要用三分之一时间参加由国资管理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组织的活动,包括各种会议,以及类似于党校学习的各种管理培训。经常碰到的一件事是,任志强坐在那儿,结果台上的老师下来说,“任老师对不起,我听过你的课。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根据规定,任志强还得坐在那里听课,进出门还得刷卡,证明自己去了。这事儿让他觉得无法理解:“你以为他们不组织学习,我自己就不组织学习了吗?体制内只承认体制安排的学习,不在于你会不会懂不懂,而在于规定你必须上课多少小时,要不然你年底考核通不过。”

  第二件,考核。任志强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就是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件事他不推脱,但对于国企目前的考核方式,他有话要说:“现在的增值考核是鞭打快牛,如果今年有增长了,明年就要在今年的高增长基础上再保持增长。但企业怎么可能连续保持高增长呢?经济怎么可能没有起伏呢?如果我们投资10个事情,3个失败,7个成功,那总体我们赚了。但现在的考核方式是不能有亏损,有亏损就收拾你,于是企业不是努力地向前冲,而是越来越保守。”

  第三件,请示。任志强抱怨,现在大大小小所有事情都要请示。有项目申请,“一个科员或者副科长就能否决你的决策,他们根本没在企业待过,但知识、智慧、经历都在行政面前没了尊严”。还有干部任命,“不管任命谁都得上面批准,当然你可以不认可,不认可以后再给你提名一个。这个味道就全变了,因为你派一个人下来,你根本不知道适合不适合这个企业文化”。

  我问他,你个人化解不了这些矛盾?

  “我根本不可能化解这个矛盾,现在他们不像是管企业,越来越像是在管家。” 任志强把眉毛拧成川字形。他对自己的角色判断很有意思—一个“管钥匙的丫鬟”。

  任志强所在的华远集团并不是中国五百强企业,但它在很多个历史节点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最为人所知的一项,它是中国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地产公司。任的老领导宁高宁至今仍然记得发股路演时任志强如何“在巴黎市政厅给瞪大眼睛的法国人讲述他如何改造北京明朝留下的下水道,在纽约世贸中心给美国人讲北京的拆迁政策,在北京向上百位国际投资者解释为什么中国未来也会有住房贷款”。那是1996年,当时北京房价还不到现在房价的5%。按照宁的记忆,“那时没有人知道还可以从银行借钱买房子”。

  • 责任编辑: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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