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歷史感极强的国家。每个因公或因私到中国的外国人都会很快发现，无论是因问路偶遇的老人少年，还是在正式交往中结识的商人官员，甚至包括极爱饶舌的北京TAXl司机，他们随时引用歷史成语典故的表达方式，都令外人瞠目结舌。因此，当中国共产党宣布在今年年末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公众自然而然会产生很多歷史性联想和很多歷史性期待，也就不足为奇了。
改革和发展模式有创新
中国人这种歷史性联想首当其冲自然是想到了1978年召开的那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35年前那次会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歷史上具有开创意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开国元老，在毛泽东去世后，敢于摆脱旧有的苏联斯大林式的发展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果断地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的经济有了持续的高速发展和难以想像的经济总量扩张。即便是在对外关系这个共产党人并不熟悉的领域里，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仍然要坚决地摒弃了自我封闭或半封闭，主动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浪潮，并且在国际（特别是本地区）事务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在关键的时间实现关键性的转折，这就是35年前那个“三中全会”载入史册的根本原因。也是一个会议的名称竟会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新闻词彙的奥秘所在。在此之前的中国共产党的歷史上，能与这个“三中全会”媲美的恐怕只有那次把毛泽东推举为中共主要领袖的“遵义会议”了。
今天的中国似乎又到一个关键的发展节点。“新”的三中全会是否也如“老”三中全会那样，在体制改革和发展模式上有一场关键性的转折与创新，中国公众的各个阶层都有着自己的歷史期待，甚至是期盼。
习近平上任伊始就曾说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也可以有另一层含意或者说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消除公众对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意之处应该是中国执政党责无旁贷，必须密切关注并且力求有所改革的基本内容。
那么，中国的公众在现实生活中最为不满意，或者说最希望有所变革的究竟是什么呢？笔者以为首先是对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失业与隐形失业加剧造成的社会不公感到的担心。其次是对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污染水源污染土地污染等日益加剧的十分不满。其三是对无序紊乱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体系感到恼火。因为正是这种混乱带来了众多的安全问题（包括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工程安全、交通安全）。其四是对社会道德（包含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的严重缺失非常忧虑。其五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断档感到痛心、对低俗文化、感官文化、功能文化的氾滥感到忿懑与无奈。
学者们则认为，上述中国公众的诸多变革要求虽然包括了各个层面，但它们归根结底都说明中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大规模的歷史转型期。造成这种转型的原因是：中国在劳动力红利已经消失的情况下，正跌入一种尴尬状况：即它既无法在工资成本方面与更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製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这种尴尬状况如果不尽快予以解决，就极有可能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种严峻形势促使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结构改革、产业战略选择和新的制度性安排。当然，另一个事实也不应受到忽视，那就是随着中国公众物质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和文化水平的提高，随?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他们的国际视野的扩大，特别是随?数以千万计的中产阶层的出现，中国城乡公众出现了日趋强烈地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民主诉求。在一些突发事件中，这种直接参与的民主诉求更是由于互联网的沟通而呈现出瀰散状地倍增。因此，如何积极回应公众新的民主诉求，可以说，也是当前中国决策部门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积极回应新的民主诉求
学者们很明确地指出，实现经济的转型与社会的转型是中国快速发展35年之后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上许多后发式工业化国家在高速增长后普遍“遭遇”到的发展瓶颈。中国如果能够有效解决加强社会管控与促进经济自由化的矛盾，能够成功应对这种发展模式、发展思路上的新挑战，将令世界再次刮目相看。
就在中外舆论界纷纷猜测中共“新”的三中全会的实质内容时，笔者觉得新闻界的朋友似乎都忽视了习近平近日讲得颇具深意两段话。第一段话是“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第二段话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他在说什么？他在显示改革的决心，也在展现改革的策略、改革的节奏和改革的边界。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