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权”
“记者的职务权利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基于本职工作所衍生出来的权利，比如，报道权、采访权”，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朱巍说，“另外则是基于工作性质对记者人身特别保护的权利，这是对记者职业特殊性质带来特殊风险的保护”。
“但目前国内在立法上，记者并没有特殊的人格权保护”，朱巍告诉本报记者。
朱巍认为，在记者职务中衡量侵权纠纷的关键因素在于是否有过错，“只要在报道中遵循客观公正的事实报道态度，即便是报道本身造成了一定侵权，记者和媒体也无需承担责任。”
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学教授展江本人也曾劝说当事人放弃刑事起诉。几年前，导演谢晋的遗孀想到公安部门报案，指控宋祖德诽谤，但展江劝其到法院进行民事诉讼，“宋祖德当时的确很讨厌，但判他赔偿和公开道歉也就可以了”。
但对于那些被侵害商业信誉的企业来说，“民事诉讼太慢了，而且立案难。相反，选择刑事起诉，只要跟公安局的关系好，而且证据确凿，一般都能立案”，朱巍说。
一些法律实务界人士向本报记者介绍，在一些敏感时期，法院甚至会对涉及言论的民事案件统一不予立案。
“民事诉讼即使胜诉，获得的赔偿也很少”，朱巍说。10月23日，他代理的中石化“非洲牛郎门”谣言受害人名誉权维权案一审宣判，法院判处两被告“IT商业新闻网”“中华网”的运营商构成侵权并应承担责任，向中国石化物资装备部国际事业公司张某致歉，并分别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和1.5万元。
“但针对言论治罪，轻易不能用”，展江说，“用了以后就会很麻烦，不管记者做了什么，社会舆论首先就不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