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资料图）
秦晓鹰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刚过一周，中国新一轮人事调动就已经开启：不仅31个省份的省政协主席全部“退出”各省级党委常委班子，在重庆市委常委中也有多人职位发生变动。此外，让人们最为关注的，恐怕还是中纪委常委、中央第九巡视组组长、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空降”到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一事。而这一职务的原任则是现年60岁的中纪委委员杨晓渡。
政协主席退出党委常委班子
既然有了前述的人事安排及组织调度，那么依照中共之惯例，估计近期还将持续公布密集的人事变动消息，涉及面很可能包括党、政、军、企以及“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多个层级、各个领域。令人耳目一新，甚至有些意料之外的是，这种歷来被视为最难应付最容易引起纠纷的涉及人事安排的大难题竟然会成为了中共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步。换句话说，就是中共高层正在毫不迟疑地在国家治理体制的改革上迅速打出一套“组合拳”。
各省（市）自治区政协主席一律“退出”省级党委常委班子，是中国社会生活进一步走向多元化走向民主化的鲜明标誌。早在35年前改革开放初始阶段，中共中央有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党政分开”才能有效地实现社会监督，才能有效地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由此进行合理地延伸，我们便会明白，只有现职党政主要领导人不再担任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人，政协才可能真正履行参政议政的使命与责任。这里有一个极易理解的逻辑，即一个人不可既是执政者又是参政者和议政者。这不仅是社会责任的混乱，更易引发社会角色的叠加与错位。只有克服这种人们习以为常的混乱，才可能减少中国社会的整体运营成本。
在执政者、参政者、议政者各司其职的基础上，才会有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也才会有真正的议政内涵和国家权力在民主体制中的健康运行。笔者认为，这项人事变动在改革国家治理体制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过程所起到的作用，其实质就是要减少、压缩甚至剥夺一些执政者利用手中权力中饱私囊、实现所谓权力寻租的空间。
毫无疑问，这项看似仅为人事变动的改革却在无形中向世人昭示了国家治理能力与发展人民民主的关系；也毋庸置疑地显示了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制的现代化与反腐败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繫。
似乎是要印证上述这些结论性观点，在中国新一轮人事调动开启之后不到五天，王岐山在为筹备中纪委三次全会开展调查研究时就明确指出：纪检监察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逐步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加强反腐败的力度。而惟有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才谈得上加强。这种工作思路值得赞许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它的快捷与清晰。中纪委对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毫不含糊，提出在中央确立了改革方向之后，中纪委就要以创新的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改革的总体部署，拿出落实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请注意“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两个词。这预示?中国反腐败工作已经到了一个从情感道德批判以及用传统警示向现代管理迈进的阶段。这也正是本文认为中纪委工作思路值得赞许的第二个原因，即它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
制度创新与反腐败密切联繫
很显然，上海市纪委书记的这次变动，可以说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领导后的首个案例，也是中纪委工作思路创新探索的新示范。不过，在我们为国家治理体制改革迈出坚实的第一步而高兴的同时，在我们对这座庞大的国家机器在吐故纳新中焕发生机抱着殷殷期望的同时，也深切地懂得：打破利益固化的顽疾，改革国家的治理体制，提高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并走向现代化，是一个十分巨大、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实施并建成这一工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多少荆棘铺陈在前，多少难关需要攻克，多少甘苦尽在其中……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这些人事调动还只沧海之一粟，长征途中的一小步也。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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