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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豪:政改框架依宪依法不容挑战

另一方面,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的修改,必须获全国人大常委会、特首和香港立法会的通过,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更具备《基本法》的解释权。事实上,《基本法》并非昨日才订立,“提名委员会”的位置和功能也不是昨日才订出,有关行政长官普选的框架,反对派是一早知悉的。

  政改咨询经已开始,政府提出了多项议题,希望得到市民的意见,反对派却一直纠缠于“咨询文件有否预设框架”、“有没有倾向性”上,是没有意思的,也只会令讨论再一次失焦。

  行政长官普选不会没有框架,不可能不依循《基本法》,是毋庸置疑的。《基本法》列明了行政长官的宪制角色、权责和选举办法,而普选的法理依据正正是《基本法》第45条。说白一点,如《基本法》不是清楚表明“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或许普选行政长官的议题是不存在的。故此,在政制讨论上,又怎可能把《基本法》搁置一旁?

  另一方面,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的修改,必须获全国人大常委会、特首和香港立法会的通过,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更具备《基本法》的解释权。故此,在政府的咨询文件中,除了引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外,还引用了个别人大领导的看法,是很合理的。毕竟,人大领导就香港政制发展所作出的言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大常委会的意向,总不能视而不见,必须认真研读。事实上,在整份咨询文件中,也大量引用了社会各界对香港普选的不同意见,同样值得我们好好参考,寻求共识。

  说到底,正如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所言,球赛有边界和规则,政改也有框架和原则,亦即《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在框架和原则下,可探讨的空间仍然很大,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确立,我们不应断言设定了框架和原则的咨询就是假咨询。太不着边际的咨询是没有意义的。

  事实上,《基本法》并非昨日才订立,“提名委员会”的位置和功能也不是昨日才订出,有关行政长官普选的框架,反对派是一早知悉的。如今部分反对派反覆提出一些绕过“提名委员会”,违反《基本法》的建议,是什么用意呢?香港是法治社会,修改选举办法不能不依循宪制文件,如需修宪以配合新提出的选举办法,则需要按相关的宪制程序和条件而提出,时间上,肯定赶不上2017年的普选列车。反对派到了最后关头才大力鼓吹违宪的方案,罔顾宪制程序,并且摆出一副“不成功,便成仁”的阵势,又岂是理性的态度?难道反对派要求特区政府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违宪的方案,“夹硬”通过吗?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任由违宪的方案通过,牺牲宪制权威,内地其他省市会怎样看?政治上可行吗?

  反对派不是傻瓜,对于政治上不可行的方案,他们心知肚明,继续装傻,是为了欺瞒更多市民,积蓄民意,营造“由公民提名直接选出特首候选人是天经地义”的既定事实和印象,向中央和特区政府施加压力,最终,为日后否决政改方案,迫使政制原地踏步,发动“佔领中环”运动,提供藉口和下台阶。司马昭之心,太明显了。

  作者为时事评论员

  • 责任编辑:单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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