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国强扮演的毛泽东惟妙惟肖，十分传神
唐国强：用一生功力演好毛主席
1996年，在电影《长征》中，我第一次饰演毛主席。当时接这个戏是有压力的：太多演员都演过毛主席，并且得到老百姓的承认。作为一个后来者，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观众不会认可。一开始从心理上就败了三分，那么就只能从戏上下工夫。
前面扮演过毛主席的演员都从腔调和造型模仿入手，一开口就说湖南话，不管是湘潭话、长沙话还是韶山话，只要是湖南腔，那就是毛主席；在毛主席造型上首先参考的是照片，可大多数照片都是毛主席在微笑，没有他发怒，更没有流泪。所以，我觉得影视作品在塑造领袖的时候，一开始就走入了艺术创作的误区。要是按照艺术创作的规律去演绎，那就应该说普通话，不是说家乡话。于是，我从第一次扮演毛主席开始，就说普通话。另外，我干脆就撇开这个角度像、那个角度不像的问题，更多地去接近人物，追求“神似”。我觉得这是走了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但它是真正的艺术创作之路，而不是图一个近、贪一个巧。
再有，我是一个熟面孔。我如果是一个生面孔，从来没有演过别的戏，一出来就演主席，观众没有其他的参照物，会比较容易接受。但我演过轰动影坛的《小花》，那时大家说我是奶油小生，就是现在所说的“偶像派”；我也演过“诸葛亮”，演过“雍正”。甚至连毛主席的女儿都说：“唐国强是演雍正的，能演我爸么？”因此从一开始，观众对我就抱有了很大的疑问，这个疑问其实很难消除。因为我塑造过很多形象，观众看我的时候，需要把我以前的形象都撇掉，才能进入对毛主席这个艺术形象的审美。这点对我来说就是创作上的压力，但好在继电影《长征》后，我又在电视剧《长征》中塑造毛主席的形象，这在首次饰演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的基础上，又给了我时间，能够引领观众由跟着形象、跟着人物的思想性格走，转而跟着剧情、跟着人物表演细节走了。我用了24集的时间慢慢去改变观众，最终，观众从“唐国强能演毛泽东吗？”变成了“唐国强还能演别的吗？”
拍电视剧《长征》的时候，因为在后期担任导演，所以我就和摄像师说：“你不要顾忌我像不像毛主席，你先考虑把整个画面流动起来。”“一集戏里面能有五处让人感到外形挺像就够了，不可能做到重现照片那样，要真这么拍就完了，这个角色肯定就毁了。”我更多地追求的是人物在流动中的状态。首先是情感，因为情感是最能和老百姓沟通的。父子之情、夫妻之情、同志之情等等这些情感是能够打动老百姓的，抓住这一点就要对人物细节精细雕琢。比如毛主席看地图，按照模式化思维，他一定是像《决战前夕》那幅油画一样，背着手，挺着腰或者掐着一支烟在看墙上的地图。如果演员按照这样来演就不恰当，因为影视作品是流动的，它不是油画，不是照片，老是这么端着把人物架起来，戏就完了。在拍《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时候，我就说，能不能把地图铺到地上——地图太大，几个地图放在一起就要摆在地上。地图的位置一变，整个场面调度、形体变化、人物的感觉就全不一样了。毛主席可能就是蹲在地上、跪在地上，甚至拿个放大镜撅着屁股往地上看，其他所有人物来这个场景交流，整个镜头呈现的画面就“活”了起来。
毛主席的诗词写得又多又好，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危险的时候，他的诗词写作量就越大。比如《长征》里面《十六字令》：“山，快马加鞭未下鞍。”如果我们仅仅拿出来就这么念，那就没有意义没有意境了。表演也一样，要有气有意境。行军当中，毛主席之所以念出这个“山”，是因为当时各种情况堆积到一起：毛主席决定要出山了，老百姓说：“你们撤离之后很多人就会被杀害了。”毛主席听了，心里很沉重，所以他才讲“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另一首就是《娄山关》，这首词，首先要看创作的大背景。从1931年初毛主席开始受到排挤和责难，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在这个阶段，他眼睁睁地看着国外归来的“布尔什维克”以及李德等人瞎指挥，自己有力气使不上，想提建议也不被采纳。到遵义的时候整个部队弥漫着沮丧、迷茫的气氛，所以这场戏我是这样处理的：马背上的近景，部队蜿蜒走着，主席看到了群山，尤其听到了那几声雁鸣，是一种很凄凉的感觉，于是吟出了“马蹄声碎，喇叭声咽”，继而“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