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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杀马特”

“杀马特”,是主要流行于90后农民工群体中的另类文化现象。杀马特人群经常描眼线化浓妆,挂铁链穿体环,留海胆头爆炸头,以种种“惊悚”、“雷人”的形象示人。

  杀马特形象,本身是二代农民工群体努力向城市文明靠拢的产物,是一种精神文化上的更新,但这种形象却遭到了“城市人”的恣意嘲讽,可以说这种更新并不成功,或者说远不到位。在城市知识阶层、中产阶层看来,这种时尚上的冒进,反而“暴露”了自身土气、俗气的“文化贫民”真相,变得“惊悚”、“雷人”而难以接受。

  这一点倒也毋庸讳言,在“城镇化”成为深化改革重大战略目标的背景下,需要正视的是,农民工、新移民群体,不仅经济资本匮乏,文化资本同样匮乏。

  文化资本,在布迪厄看来,甚至比经济资本更能标识、决定一个人的阶级归属。“文化物品更能表达社会区隔”,布迪厄强调,人们在文化实践、文化消费方面表现出来的趣味、审美偏好,才是把不同阶级区分开来的关键。这种趣味差别体现在对音乐、绘画、文学的喜好上,体现在对服装、家具、烹调等的选择上。所以,布迪厄用非工作性阅读、去剧院、听古典音乐、阅读《费加罗文学》等为指标区分社会等级。

  审美趣味,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密码。趣味相当的人,举手投足,心领神会,更容易成为朋友,结成圈子。趣味不同,则要么不理解,要么心生鄙夷,难以深入交往。文化资本还有更功利的一面,比如,父母是公务员的孩子从政更得心应手,父母经商的孩子,商业头脑也往往较好,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就耳濡目染这方面的信息,对这种文化极为熟悉,“子承父业”后,不需要特别帮助,他们就知道如何去找资源、拉人脉,按照这个行业游戏规则来玩。

  对欲融入城市的二代农民工群体而言,文化资本上的劣势无疑是他们真正实现城市化的一道玻璃门,这种劣势可能比经济资本上的劣势更难以克服。因为,文化资本的获得与经济资本不同,它是个体在漫长的成长时期逐渐习得的,家庭是文化资本的始源,是文化资本再生产的最重要的场域。要弥补文化资本上的差距,需要漫长的教化过程,无法实现暴发户式的转变。归根结底,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杀马特现象凸显,也说明“人的城镇化”已成为紧迫的历史使命。

  杀马特作为一种另类文化现象,一种青少年街头文化,可能永远不会消失,比如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街头嘻哈文化。但杀马特不应成为标识二代农民工群体的专用符号。这是中国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特定阶段的现象,是半城镇化时期的特殊现象。这个阶段应该尽快过去。让二代农民工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成为真正的城市人,是城镇化的目标,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实际上,中产阶级们“消费”杀马特,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相比成熟的现代文明,中国现在的各阶层大概都处于杀马特阶段。那些住在“夏威夷公馆”、“加州小镇”、“莱茵城”、“爱丁堡一号”里的中产阶级们,那些抱着速成手册学习酒会、舞会、音乐会礼仪的小资们,那些佩戴粗大金链、爱马仕、LV的土豪们,在西方人眼里,或许都是杀马特、洗剪吹。

  • 责任编辑: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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