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骏
2014年春节后，因为中央对于香港政制发展的决策，香港政情出现急速变化。春节前两天，1月29日，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以《公民提名和政党提名》（Civic Nomination and Nomination by Political Parties）为题，在香港中英文报纸发表文章，婉转而明显地表达特区政府对“公民提名”和“政党提名”不苟贊同的立场，可以看作这一转变的前奏。我相信，行政长官和政改咨询专责小组是获悉中央的态度而做相应表示。
2月25日，中央正式通知特区政府原定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地点由香港改为北京；紧接着，2月27日，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香港政制改革青年讲座”致词，首次明确表示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这个目标可能变成“镜中花、水中月”，政改咨询专责小组“有责任让社会讨论回归正轨”。
3月4日、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相继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港澳区委员讨论、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香港代表团会议，均就香港政改发表重要讲话，尤其，3月6日讲话将中央处理香港普选问题的原则立场归纳为“一个立场”、“三个符合”。
工商界对政治不热中
于是，香港社会各界、所有政治团体和政治人物都开始明白，在2017年行政长官能否以及如何普选产生这一重大宪制问题上，中央不会也不可能向反对派所要求的“真普选”让步。除了“佔领中环”发起者和组织者试图以加快有关部署来回应外，反对派主流开始向所谓“中间力量”发出呼吁，将他们实现“真普选”的希望寄託于“中间力量”站出来发声。
通过这样的梳理，就不难明白，反对派所指望的“中间力量”是，持有与反对派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但至今对于政治不热中的香港居民。
这样的“中间力量”不同程度地存在于香港社会各界。大体分三类：一类是，有政治倾向但忙于工作或者仍以个人、家庭为重，没有时间或者缺乏兴趣投身政治活动；还有一类是，有政治倾向但是对政治现状甚为不满，即使价值观认同反对派，对后者政治表现却不敢恭维，从而，同情或认同反对派的政治主张，不会参与反对派组织的政治活动；再一类就是实际利益迫使或要求他们隐藏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既不会轻易就政治问题表示意见，也不会轻易参与实际政治活动。
前两类人在理论上可明确区分，在实际上则有重叠。第三类人主要在工商财经界，也有一部分是专业界精英；准确地说，工商财经界绝大多数“老闆”和专业界相当一部分精英至今对香港政治依然採取迴避或躲避态度。
反对派心目中有他们所要争取和仰仗的“中间力量”。爱国爱港阵营心目中有没有所要争取和依靠的“中间力量”？答案很确定：有。
上述第三类“中间力量”、尤其工商财经界“老闆”中的大多数就是爱国爱港阵营必须争取也可以成功争取的“中间力量”。迄今，公然支持反对派的工商财经界“老闆”极少，以至于某人私下给予反对派政治团体以财政支持成了香港政坛和坊间茶馀饭后的热门话题。同样，公开坚定地支持爱国爱港阵营而公开批判或批评反对派的工商财经界“老闆”不多，以至于最近痚穧a产的李家杰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点名批评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主任钟庭耀，引起不少回响。
爱国爱港阵营在香港专业界、尤其在若干专业界别的力量明显不如反对派，可以争取和必须争取的“中间力量”颇可观。正是这一点，检验了多年来爱国爱港阵营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思想理论工作之不足。
港不具备“第三股势力”
在香港社会其他领域和方面，尤其中下阶层，两大对立政治阵营都有可观的“中间力量”可以和需要争取。爱国爱港中坚团体在中下阶层中间固然佔一定优势，但切不可自满。反对派的经济民粹主义与政治民粹主义相结合，是有不可低估的迷惑力。
必须说明，无论对于哪一个政治派别来说，香港社会各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可以和需要争取的“中间力量”，但是，香港不具备产生既独立于爱国爱港阵营又独立于反对派的“中立政治团体”或“第三股政治势力”。因为，香港政治是中国与若干西方国家在全球和区域博弈的一部分和缩影，香港本地两个政治派别分别代表这一大国博弈的对手，香港本地既没有产生、今后也不可能产生超然于这一大国博弈的独立的政治势力。
诚然，近几年，冒起若干政治团体、政治人物，或者打出“不偏不依”的中立旗号，或者争取摆脱传统上属于爱国爱港阵营的羁绊。然而，只要仔细观察这一类政治团体和政治人物在“一国两制”伟大事业与时俱进中的言行，就发现他们脸上涂抹斑斓油彩，即使难分政治归属，却仍具政治倾向，只是个别政治团体和政治人物的原本掩盖的政治倾向正在暴露。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