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投票紧接七一游行。反对派一波接一波发动攻势，最终必定实施“佔领和瘫痪中环”。香港警方准备实施“光明顶”计划是必须的。特区政府还必须尽快採取立法措施根除“佔中”任何本地法律託词，否则，即使“佔中”被平息，但它产生“创制”遗患无穷。
自从2010年上半年激进反对派发动“五区总辞 变相公投”以来，反对派利用香港本地法律、通过“创制”来破坏《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已形成惯例。
4年前，中央政府通过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义正辞严地声明：“众所周知，‘公投’是由宪制性法律加以规定的，是一种宪制性安排，具有特定的政治和法律含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没有规定‘公投’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无权创制‘公投’制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所谓‘公投’没有宪制性法律依据，没有法律效力。”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虽然口头表示：在香港进行任何形式的所谓“公投”，都是完全没有法律基础和法律效力的，特区政府是不予承认的。但他以香港现行法律相关规定为藉口，组织“补选”而实际上“成全”了激进反对派的“创制”行动。记得，当时，曾荫权反覆讲的一个观点是，即使“玩一次”也得让他们“玩”。不知道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 一旦开了“先例”，反对派就会“食髓知味”而一发不可收。
“创制公投”不能再姑息
果然，两年后，2012年初，反对派组织“全民投票”来选举产生反对派参与竞争2012年第四任行政长官的人选。与“五区总辞 变相公投”不同的是，“创制公投”是激进反对派所为，当时所谓“温和民主派”与之划清界线；“全民投票”则是反对派都参与。
“全民投票”一旦开了先例便形成“制度”。从2014年6月20日开始至6月29日持续10天的关于所谓“真普选”方案的“全民投票”，无论持续时间还是规模，都将2012年始作俑者远远抛在了后面。
2012年，反对派“创制全民投票”时，尚有一层薄薄的“遮羞布”：为了借助民意来推举反对派共同而唯一的行政长官候选人，似乎是政治团体自身事务。时任行政长官仍是曾荫权，又一次睁眼闭眼地开了“绿灯”。于是，应了中国的成语：姑息养奸。反对派“名正言顺”地将“全民投票”用在“佔领中环”运动的其中一个环节，既借助民意向中央施压以争取所谓“真普选”，又利用民意替“佔中”戴上“道义”光环。
“不违法”不能再做幌子
反对派的“创制”行动，孤立看，都可以从香港本地法律找到依据。“五区总辞 变相公投”被认为符合香港本地立法会条例有关规定。“全民投票”被认为体现表达自由，而有关组织实施又被认为不违反香港本地相关法律。反对派是以“公司”或者“法团”的形式存在的，根据香港所实施的普通法原则，它们所做一切即使无明文规定的法律依据，但是，只要不违反香港现行法律就“不违法”。正是这样的“不违法”，做了反对派“创制”的幌子和掩护。
所以，问题的要害不是有关行动的程序而是其结果。2010年五区总辞后依法补选的结果是“创立”“变相公投制度”。即使中央和特区政府都不承认，称其没有法律依据和法律效力，但是，只要不加以禁止，那么，反对派必定一再使用，变本加厉地挑战和破坏《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君不见这一回“全民投票”不就被又一次称为“公投”？
必须指出，反对派不会在寻常事宜上使用“变相公投”，无论2010年还是今天，被称为“公投”的都是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4年前，“五区总辞 变相公投”的议题是“尽快实现真普选，废除功能组别”，争取2012年双普选。今天，反对派聚焦普选行政长官的“公民提名”方案，争取2017年实现其心仪的“真普选”来变香港特别行政区为独立政治实体。所以，曾荫权作为第三任行政长官，以“玩一次”的态度给了反对派“创制公投”的方便，又让反对派以“变相公投”的衍生“全民投票”来推选其行政长官候选人，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是不能低估的。
2012年，曾荫权在离任前完成关于立法会条例有关规定的修订，虽然给反对派再度利用立法会议员请辞而发动“公投”设置了障碍，但是，没有根除反对派发动“公投”的法律依据。
新政府不能继续软弱
新一届特区政府面对反对派实施以“全民投票”为形式的“公投”，显得软弱。已然发生的固然无从谈论如何“预防”或“阻止”，但是，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必须明白：是时候採取法律措施以杜绝反对派今后再次利用“全民投票”发动“公投”。
有人会诘问：现政府已然身陷严重管治危机，何来政治能量对反对派实施“釜底抽薪”的打击？弔诡在于：弱势政府如果真欲挣脱困局，那么，果敢和坚毅的措施是不可或缺的。
“佔中”投票紧接七一游行。反对派一波接一波发动攻势，最终必定实施“佔领和瘫痪中环”。香港警方准备实施“光明顶”计划是必须的。特区政府还必须尽快採取立法措施根除“佔中”任何本地法律託词，否则，即使“佔中”被平息，但它产生“创制”遗患无穷。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