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就是认识论”，这是教育学者Neil Postman的一句名言。我们不是直接用自己的眼睛、耳朵去认识周遭的世界，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透过所谓大众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来加以认识。因此，媒体报道内容的倾向性，报道方式的引导性，自然而然就成为影响我们认识世界和看待问题的最大力量。一个传媒的倾向性和引导性报道，不足以产生所谓“洗脑”的效果，可如果从反对派媒体，到那些我们一厢情愿认为是中间派的媒体，都是用从明火执仗到含沙射影的方式来作报道呢？别跟我说什么人有独立思考能力，古人智慧告诉我：曾参杀人，三人成虎。要经得住媒体近乎一面倒的资讯狂轰滥炸，仍能保持独立思考，谈何容易。
媒体“洗脑” 独立思考不易
6月10日国务院发表“一国两制”白皮书，及至7月7日，笔者尝试梳理一下这一个月以来的香港主流媒体的报道和评论，简单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初步看看对白皮书是贊成、中立还是反对的声音佔更多的发声机会。这里所说的主流媒体，基本上就是排除了建制派媒体之外的报纸、杂誌和广播，包括明摆?事事反对的“生果”系、中间派，以及自誉“公信第一”的不同媒体。
在上述期间之内，提及白皮书的文字报道或评论，文字媒体总共发放了362篇文章，其中报道类的有305篇，评论类的有57篇。广播媒体（包括电台和电视）共有325次声音或者影像播放。文字加上广播加起来近700次报道，这还不到一个月，等于每天平均超过20次报道，如此频率，不可谓不高。
在文字媒体当中，评论类有57篇。所谓评论类，是指包括社评、评论版和副刊专栏作者评论文章。笔者只计算专门讨论白皮书的文章，不计算那些本来评论其他议题而信笔带过说两句白皮书的。在这57篇评论文章当中，反对白皮书的有35篇，中性评论的有19篇，支持白皮书的只有3篇。笔者的结论并不是说不必理会文章的具体说理，而是强调一点：如果反对声音的文章远远超过中性评论和支持意见的，那就很难怪社会舆论呈现反对白皮书远多于支持的现象了。任何社会的舆情和民情，从来就不是纯粹靠理性分析所营造的。环境气氛的渲染，人心向背的营构，意识形态的流传，与其说是从各方说理的“质”来决定，不如说从各方说理的“量”来累积。
至于报道性的文字，表面上看，新闻的报道性文字应该是“客观”报道，不带立场。但“应该”是一回事，实际是另一回事。在305篇报道性文字当中，有287篇都是把反对白皮书的人士及其意见作为报道的标题，剩下的即使是中性或者是以支持白皮书意见为标题的，其实也是来来去去集中在几位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和行政会议成员身上。反对意见的标题不止远多于中性意见或者支持意见，而且报道反对声音所来自的团体、阶层也远比中性和支持意见的来得更广阔、更多样。
至于广播类报道，在325项广播当中，中性标题的佔107项，其馀218项都是以报道反对声音为主的标题，表面上看似乎稍微好一点点。但意见声音来源的多样性与文字报道一样，都是反对声音更为多样化，尤其是法律界的声音，广播报道的频数最多，甚至远超先前两个律师公会否定公民提名合宪性的报道。
根据上述比较粗浅的统计，当然在印象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反对白皮书的社会各界意见比中立和支持的要多得多。但如果我们再深入探究舆情、民情与法理之间的关系，那么结论就没有那么直观了。从法理上言，根据内地和本地几位法律专家的解读，白皮书并没有收窄“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特区原有的自治权，而只是重申了回归以来一直被有意无意间矮化淡化了的中央本来就有的权力。无论是报道还是评论，反对的声音其实没有多少针对法理的说理，更多的只是在逻辑上搬弄似是而非的言论，但传播效果上却足以让人觉得中央与香港总是处于对立的状态。任你法律学者们如何条理明晰地阐述白皮书原本的法理意涵，都比不过反对者一两句响亮的“丧吠”（Sound bite）。
媒体“丧吠” 营造激进言行
有读者可能认为，网络时代的今天，传统文字和广播媒体的影响力已经逐渐被网络各种新媒体取而代之了，故此上述文本分析不能说明什么。传统媒体固然是反对声音发表的机会和频数远超中立与支持，在网络新媒体中的正反分布比例，难道不是更为悬殊吗？网络有组织的诸如“主场”等直接连接facebook方便即时评论、点赞和传播的“平台”，不就是反对派的阵地更多、创立得更早？中性或者建制派的网络平台虽然不是没有，但数量太少，信息出品也太慢。一方是正经八百地说理，有点像“慈父”般的说教；另一方要么披?“新闻专业”的外衣来用春秋笔法暗含褒贬，要么明火执仗用恶作剧式的文字和图片影像来刺激受众的官能反应，受众在大呼“过瘾”、“抵死”的亢奋当中，很容易就受落激进的言行意见。
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媒体手段无孔不入的资讯时代，这个“得民心”的“得”字，自有另一番时代的解读，反对派人士深闇此道。Neil Postman还有一句名言：媒体就是隐喻！
作者为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