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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宁:确保治港主体为爱国者

爱国爱港并非只是空泛的情感名词,而是有实质意义和客观标准的具体要求,体现于基本法条文规定,具有明确的法理依据。

  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阐述了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的治港方略,对治港者主体提出了爱国爱港的要求,强调“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标准的,这就是邓小平强调的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

  爱国爱港并非只是空泛的情感名词,而是有实质意义和客观标准的具体要求,体现于基本法条文规定,具有明确的法理依据。“一国两制”的创立者邓小平对爱国爱港的标准曾有过精闢论述,这些论述后来被融汇于基本法之中,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条:一、是否拥护香港回归祖国;二、是否做过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繁荣稳定的事;三、是否拥护并遵守基本法。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是在香港落实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方针的重要前提和不可或缺的保证。

  中央拥实质任命权

  “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基本国策。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英两国签署联合声明,中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復对香港行使主权,并依宪法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英联合声明》第四款载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员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名,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对香港恢復行使主权,从管治的角度说,就是从原有英国殖民者手中收回了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在此基础上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授权的范围和监督的责任,基本法都已清楚列明。在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概念必须十分清晰,一是中央政府的授权并不等同于联邦制国家的分权,所具有的监督权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空泛的概念。二是中央政府对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命是一种实质性的任命,而不仅仅具备象徵意义。中央政府授权是通过任命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来实现的。

  香港回归,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设立,事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对于治港者而言,维护这种利益,维护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理所当然地就成了重大的法律上的责任。《中英联合声明》在其第一款清楚列明,收回香港地区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基本法序言亦有,中国政府恢復对香港行使主权,实现了中国人民共同愿望的表述。

  《基本法》第一条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故此,对于香港回归的拥护和国家利益的维护,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而且应该是具体的行动。那种迷恋于旧时代,希望或拉拢外部势力对香港进行干预,试图将香港的高度自治转变为完全自治或者从国家分裂出去的人,就只能是卖国贼,是香港的罪人,让这样的人成为治港者,只会危害“一国两制”。

  《白皮书》明确指出:“在‘一国两制’之下,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等在内的治港者,肩负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担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职责。”从治港者所肩负的重要职责看,如果治港者主体不是由爱国爱港者组成,那么这些责任的落实并最终达至就将成为一句空话。不仅如此,还有极大的危险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香港的长期稳定繁荣和市民大众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更何谈“一国两制”的落实。故此,对国家效忠是从政者必须遵循的基本政治伦理,这些要求和条件在基本法中以不同的表达方式清楚列明。

  能有效落实基本法

  基本法是“一国两制”在香港顺利落实的基本法律保障,亦是治港者治港的重要法律依据。基本法是依据宪法所制定的,基本法总则第十一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均以本法的规定为依据。这表明,作为治港者的主体部分,必须拥护和推动基本法的落实。基本法将“一国两制”具体化、法律化,是香港在回归之后保持在中国这个大家庭之内,按照资本主义制度客观规律运作,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保证,因而要求治港者拥护并落实基本法,是一项基本政治要求,这种要求白纸黑字体现在基本法条文中,而治港者在就职时的宣誓也成为一个具体的表现形式。

  • 责任编辑: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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