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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礼:白皮书展示基本法内涵

在反对派口中白皮书“最受争议”内容,根本不是新的内容,而是基本法固有的规定。只不过白皮书以一种高度浓缩的方式予以体现。事实上,就连反对派的“法律专业”、“佔中”发起者、港大戴耀廷也多次表明“白皮书并无新意”,这已经说明事实本身。

  《“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公布已一个月,香港社会对此作出了深入讨论。然而,在反对派肆意歪曲误导之下,一些市民对白皮书的意义以及与基本法的关系,仍未得到充分准确认识。

  回归十七年以来,在反对派的故意误导之下,有人认为除了外交和国防,中央对香港不拥有任何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是对香港高度自治的干预。这些都是对“一国两制”的错误理解。一如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强世功认为,白皮书明确提出中央拥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这是在学理上将中央对香港拥有的主权细化,也是“一国两制”理论新的发展。

  正确认识白皮书内容

  香港基本法序言第三段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以保障国家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其必然的逻辑就是要放在宪法规定的框架内来理解。而白皮书列明“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的宪制基础。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在包括香港在内的全国领土范围内具有最高法律地位最高法律效力”。这一表述,与基本法的规定,完全一致,并不存在所谓的“僭建”之说。

  又以白皮书第二章“特别行政区制度在香港的确定”为例,当中所写的“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事实上,这些“全面管治权”、“监督权”,在基本法内文早已作出相关的规定。

  宪法和基本法对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主席、中央人民政府等中央国家机关赋予了重要的监督权责,例如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有权行使“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有权制定修改基本法。而根据香港基本法第2条,全国人大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则它当然享有对特区行使自治权的监督权责。

  具体来看,白皮书所列的中央对特区政府的各项监督权力,完全在基本法内可以找到充分的依据。

  一、中央对特区行政管理权的监督权。基本法授权特区政府制订财政预算、决算案,但要求报中央政府备案(第48(3)条),这是中央对特区财政预决算的监督。第107条规定,香港特区的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以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相适应,对此中央政府可以进行监督。第48(8)条规定,行政长官有执行中央政府就本法规定的事务发出的指令的职权,该等事务在法理上包括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务。

  二、中央对特区立法权的监督权。根据基本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发回提交备案的但不符合本法关于中央管理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区关系条款的条例。对不符合本法高度自治范围内的条款的条例,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不得发回,但可以通过释法达到同样的效果。

  香港特区实行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立法会议员的提案权受到极大的限制,如立法会滥用提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解释基本法第74条来节制。虽然基本法第75条第2款规定议事规则由立法会自行制定,但同时又规定不得与本法相抵触。换句话说,该议事规则也要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制约。中央政府也可以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指示行政长官拒绝签署立法会通过的、但不符合香港特区总体利益的法案。

  慎防反对派有意误导

  三、中央通过解释基本法的监督。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对基本法的解释有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两种,由于法院的解释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的,立法解释的效力高于司法解释。基本法按条文的分类,对司法解释有不同监督制度的安排。对高度自治范围内的条文的司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实行事后监督,对涉及中央管理事务及中央和特区关系的事务的条文,基本法要求经由终审庭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也就是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事前防范监督。

  显而易见,在反对派口中白皮书“最受争议”内容,根本不是新的内容,而是基本法固有的规定。只不过白皮书以一种高度浓缩的方式予以体现。事实上,就连反对派的“法律专业”、“佔中”发起者、港大戴耀廷也多次表明“白皮书并无新意”,这已经说明事实本身。

  正确认识基本法与白皮书的关系,勿被反对派所误导,对香港市民来说是当前的要务。

  • 责任编辑: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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