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强:占中令反对派家当一次输清光

反对派余若薇嬉皮笑脸上演被捕骚 大公报记者 黄洋港摄

  文 | 刘乃强

  截稿之时,金钟清场正在进行中。警方在五时半表示,已在现场拘捕最少三十人。据报道,被捕人士已包括刘慧卿、余若薇、叶建源和黎智英。加上较早前被警员拘捕带走的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包括毛孟静、何俊仁、梁家杰、单仲偕、涂谨申,以及李柱铭和李永达。让人意外的是黎智英在被捕的同时辞任《苹果日报》社长一职:这不符合黎智英一贯的作风。按照已经被披露的材料,黎的所作所为虽然道德上有亏,却无犯香港现有法律,难道他心里有鬼,知道自己还有其他黑材料快将被公开,最终难逃法律制裁?

  无论如何,面对清场的新闻,相信大部分人,心情都跟我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感觉。这种麻木,正正标志?占领运动的彻底失败。

  即使在清场之前,民心向背已经非常清楚。学民思潮希望“绝食”为运动再揭新高潮,最后在没有人关注下也只能草草收场。示威、公民抗命、被捕、绝食,这些过去颇具威力的抗争手段,被占领人士尤其是“双学”用烂以致失去效果,对整个反对派来说代价不可谓不大。

  论述与行动往往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双学”和其他激进青年否定反对派过去的抗争策略和手法,认为“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拖累了整个香港的民主进程。在占领运动期间,激进派网络媒体《热血时报》上有评论表示“今回革命的最大得?,主要是令到社会上长期强调‘和理非非’的妖魔鬼怪统统现形。几十天的占领日子,‘和理非非’的始祖泛民,只有蜻蜓点水式的参与,反而在谴责市民企图令革命升级方面,他们的声音最多也最响,于打压民众一事上,较诸港共更为积极。事实证明,无论是怎么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于一个只崇尚极权与暴力的政府面前,都显得软弱无力,非但无法争取得到什么回来,更加要赔上身体损伤及精神损耗,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终教得不偿失,或更准确的形容,是从未有得却失去甚多”。既然“和理非非”行不通,激进派自然要鼓吹“勇武抗暴”,以武力“保障”自己及自以为崇高的理想目标。

  激进派成功地推翻了他们自设的“民主回归”稻草人靶子,到处宣扬“民主回归已死,城邦独立抬头”,却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民主回归派”其人其事。民主回归论是八零年代初期,面对中英即将谈判,一批青年人提出的一个新论述:他们肯定香港脱离殖民统治、回归中国,也期待在这个过程中,有机会建立一个香港的民主体制,对中国改革有所期待。中大和港大学生会当时分别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港大学生会在收到的回信中看到:“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

  幼嫩的激进派不明白的是,他们口中“始祖泛民”之所以“和理非非”,背后有深刻的策略考虑。“始祖泛民”知道香港政治的现实,尤其知道香港人真正的核心价值─即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知道“和理非非”和“又倾又砌”是推进港人民主意识和争取民主的唯一方法。激进派放弃“和理非非”,改推“勇武斗争”,和牌不够好时“晒冷”无疑。当最后认识到自己“鳄鱼头老衬底”,只能“苦等”清场,进退两难。难听的讲句,他们的行为,等于把“始祖泛民”累积起来的家当一次输光。

  过去,市民纵使觉得反对派没有用,心里也不会觉得反感,因为一般的政治议题和辩论,与他们没有切身关系。所谓“阻人搵食、罪大恶极”,占领运动前所未有地为港人提供了一个让他们憎恨反对派的确切理由。那些自命激进的人,看不到普通市民生活艰难,还要嘲笑别人政治冷感,是“港猪”。这种批评来得太轻易,除了让自己有一份优越感外,看不到对沉默的大多数有正面的刺激作用,促使其反躬自问,蜕变做积极公民。但我们要注意激进派背后的论述,已经悄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正如他们把内地同胞视为“蝗虫”一样,和他们意见不一样的港人也不再是他们的争取对象。相反,这些“港猪”是专政对象,可以在占领中被牺牲利益。

  激进派的论述明显外强中乾,难以获得主流社会支持,他们在反对派中夺权之时,就是反对派彻底衰败之日,而这一天已经离我们不远。主流反对派不和他们切割,还跟在后面一同在金钟被捕,可谓不智。

  回顾反对派论述转型失败的这个案例,希望提醒大家不要忽视论述的物质力量。马克思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我们千万不要取笑反对派,爱国爱港阵营现在使用的论述,在理论水平方面其实不比反对派强多少。

  (重建香港系列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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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晃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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