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莉珊:“三个回归一个共识”推动普选

  政改进入关键时刻,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日前宴请原基本法草委时,提出“三个回归,一个共识”,指出目前的很多争论,在基本法起草之初便已有了共识,强调处理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缩小分歧,凝聚共识,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归基本法,回归到基本法有关条文所作的明确规定上来,回归到基本法通篇贯穿的立法精神上来。

  张晓明指目前的很多争论在基本法起草之初便已有了共识,事实的确如此。近年造成社会纷扰的不少争论,包括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以及普选行政长官的问题等,在基本法起草期间都已经有过广泛讨论,也已经形成共识,并在基本法中都已经有了定论。

  故意曲解基本法影响恶劣

  近年造成社会纷扰的争论,首先是关于中央的权力问题,至今不少人仍然以为除国防和外交外所有其他事务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更荒谬的是,有人竟声称人大常委会在政改“第二步曲”的角色只能是对特区政府的政改报告“加以确定”,而无权作具体、明确、量化的决定,声称8.31决定违宪违法,因此全国人大应改变或者撤销8·31决定,重启政改程序云云。此一谬论在反对派的反覆渲染下影响恶劣。

  事实是,香港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权力来自中央授权,权力大小由基本法规定,香港没有“剩余权力”,中央拥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这包括了,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修改的决定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能够真正体现基本法的初衷和本意。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明确规定两部分内容: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是否须要修改;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应当如何修改。根据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从2004到2014年这十年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这两项决定权,就香港政制发展问题做出三次决定,这三次决定已经形成宪法惯例,完善并巩固中央对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的决定权。

  其次是关于行政长官选举问题。特首梁振英指出,中英联合声明中根本没有提及“普选”概念,并厘清基本法起草期间,两个普选方案中都没有“公民提名”。反对派群起而攻之,曾参与基本法起草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坚称方案三含有“公民提名”元素。梁振英强调的重点是普选方案从无“公民提名”因素,而李柱铭提及的方案三却是一个“有虚假‘公民提名’但没有普选”的方案,如此偷换概念,暴露李柱铭是在刻意误导、欺骗市民。

  尊重国家宪制利落实普选

  根据资料,基本法草委会第二次会议参阅的《香港各界人士对基本法结构等问题的意见汇编》中,介绍了约12种特首提名办法,未见“公民提名”。从1988年《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见稿公布后,“公民提名”特首候选人的声音基本消失。这说明,“公民提名”即使有人提过,但在当年也绝非主流;更何况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广泛咨询后,已将之否决,取而代之的是“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并无其他选项。反对派坚持“公民提名”是明知违基本法而为之,是为出难题而出难题,最终只会剥夺港人的普选权利。

  反对派不断声称要争取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选”,将他们违反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决定的方案吹嘘为“真普选”,其实质是挑战国家和香港宪制,挑战国家的宪制权力,其直接结果就是令2017年特首普选无法落实。如果反对派顽固坚持要捆绑否决根据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决定制定的政改方案,就必须承担葬送和扼杀香港普选的全部责任。

  张晓明强调处理行政长官普选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归基本法,回归到基本法有关条文所作的明确规定上来,回归到基本法通篇贯穿的立法精神上来。“三个回归”明确显示,一是行政长官普选制度要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特别是香港作为一个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二是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决定的有关规定,不能另搞一套;三是行政长官要符合爱国爱港标准,因为普选必须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必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与“一国两制”方针的根本宗旨相适应而不能相对立,这就要求普选的特首必须爱国爱港。

  (作者为北京市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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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季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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