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赵锡永可以被称作中国现实版的《钦差大臣》。几千年来，崇官、求官、买官、畏官的顽疾直到今天仍大有空间，陈腐的官场文化是“官骗”滋生的土壤。必须鼓励舆论的力量拿起精神的解剖刀，对“官场病”解剖，滋生腐败的空气和土壤才会得以净化，一个具有健康秩序的市场经济，一个具有公仆意识的服务型政府，才会在清腐治乱中最终形成。

　　看过俄罗斯的文学家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包括戏剧、文学剧本、电影），对主人公赫列斯达可夫爱虚荣，喜吹牛撒谎的花花公子，想必印象深刻。他从首都来到外省一个小城，被错当成了钦差大臣。于是，一场溜须拍马、营私舞弊，甚至怂恿女儿与之结亲的“好戏”就开始了。

　　眼下一台堪称中国版而且是现实版的《钦差大臣》刚刚落幕。一个名叫赵锡永的骗子居然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司长”“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的名头和身份四处招摇过市，骗吃骗喝。这个自称“副部级干部”的家伙，竟在长达3年的时间内大摇大摆地到各地视察、讲话，又是发指示又是做报告，还堂而皇之地出席各种会议，当然也绝不会少了在宴请中的推杯换盏。据说，这个赵锡永既为地方经济发展“出谋献策”带去了“宝贵的建设性创意”，又给各地“干部群众”带去了“鼓舞和信心”。呜呼，如此高超的骗术，真比赵本山《卖拐》中的大忽悠，不知要高明了多少倍！面对着这样一个让人笑不起来的笑话，人们不禁会产生许许多多的困惑、疑问和追问。

　　戒“媚权”官场文化

　　公众第一要问的可能就是如今的骗子为何这么多？是的，只要我们打开计算机翻开报纸或观看电视中的法治财经生活各个频道，你几乎天天会看到无奇不有的骗术和各色大骗小骗男骗女骗商骗官骗。一位经济学家说得好，市场经济不但鼓励人的竞争，而且也“鼓励”欺骗。如果没有市场伦理的无形约束和市场法治的强力介入，欺骗就会无孔不入。在利益的驱动，所有伤天害理的丑行恶行都能像雾霾和雪崩一样扩散开来，覆盖大地。

　　公众的第二问就是，是什么蒙住了那些地方的官员双眼？难道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和“媚权”传统还是那么厚重吗？几千年来，崇官、求官、买官、卖官、敬官、畏官就是中国社会的一种顽疾，讨好权力似乎从来就是中国人的习惯甚至化作了习性。直到今天，这种毛病由于制度缺陷使权力的寻租行为仍然大有施展的空间，所以这种本已减少的现象竟会死灰复燃，而且愈演愈烈。看来，陈腐的官场文化才是“官骗”得以滋生的土壤。

　　那么，中国公众的第三问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人们大概会问，既然骗子赵锡永可以被称作中国现实版的《钦差大臣》，那么，能够把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骗子行径写成剧本的人为什么没有呢？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果戈理”又在哪里呢？我觉得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文艺家，另一种则是政治家。对前者来说，创作类似《钦差大臣》这种讽刺型剧本或电影文学脚本的素材，可以说俯拾皆是。关键在于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有没有足够的社会责任感和视人民疾苦、视社会正义为己任的艺术良心。

　　呼唤中国“果戈理”

　　看看现在中国艺坛的现状吧，家庭闹戏、荒唐的谍战戏以及把古典名着打碎了拆散了再重拍的古装戏，比比皆是，可又有几部现实作品？省事、来钱快又无风险，文艺家们何乐不为。而对后者，即对政治家来说，他们担心的是，如果对创作类似《钦差大臣》这种讽刺剧加以鼓励和支持，将会冒风险。尽管中国的政治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唤，要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家，要创作与中国地位相匹配的经典作品，但为什么“大家”“经典”却总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呢？大概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政治家的头脑中对讽刺性文学艺术总有一种本能性地遮掩式地防范意识。

　　其实，这种防范意识只能是杞人忧天。事实上，一个对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有着足够认识的政治家必须懂得，强化市场伦理和消除权力腐败，是逐步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摆脱原始积累型利益冲动的必要前提。巴尔扎克式的、果戈理式的文学艺术讽刺作品，恰恰是强化市场伦理和消除权力腐败的最通俗最便捷也最大众化的教科书。是推动市场经济走向规范与健康的正能量。

　　建立服务型政府

　　今天，尽管中国的经济有了巨大的进步，百姓的生活了巨大的改善，但是中国公众的公民意识和中国公职人员的公仆意识仍然是一块亟待开发的未萌之地。如果我们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足了，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和谐，一个从环境到人的心灵都变得美丽、文明的礼义之邦就会自然而然出现，那就错了。事实证明，这只是幻想，是不谙世事的痴人说梦。一个社会必须鼓励舆论的力量拿起精神的解剖刀，必须有许许多多像鲁迅杂文和《钦差大臣》那种对“官场病”的解剖学教程问世，善恶是非才会清晰、诚信欺诈才会分明。同样，只有不断揭露赵锡永这类“官骗”，官贵民贱的封建遗毒和唯上媚上的官场病才会逐渐消失，滋生腐败的空气和土壤才会得以净化。一个具有健康秩序的市场经济，一个具有公仆意识的的服务型政府，才会在清腐治乱中最终形成。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